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国家发展”系列讲座已举办30多讲，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推出在线版，姚洋教授为在线版“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第一讲。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的启示”，大家可能会问，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为什么会关心古代政治？

　　这个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做法，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办法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的研究有点追根溯源，因为要理解当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这里先说明一下，我说的儒家是指经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先秦经典儒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同时也掺入了很多道学和佛学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其突出特点是转入内心，把儒学变成内省的心学。

　　中国历史的政治阶段划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阶段，可将春秋时期的分封制作为第一阶段，即所谓的封建制社会。事实上，封建社会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消亡。春秋时代，贵族政治盛行，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国《大宪章》里对国王的定义：君主是和贵族一样的人，只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化家为国”。在此之前，各诸侯国是相对独立的君主国，“化家为国”之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成为整个大一统国家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汉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时期，汉代建立了官僚体系，唐代进一步完善。

　　北宋和汉唐又不太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台谏之风盛行。台谏制即北宋时期设御史台和谏院，谏官和言官同时监督皇帝、宰相和几乎整个官场，行使着如今纪监委的权利。

　　南宋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走向封闭，并最终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说，自宋朝开始，中国向内转。

　　明清时期是我们国家政治的倒退时期。明代废相，开始抑制士大夫，搞专制；清朝完全是一种黑暗政治，和汉唐做法刚好相反，是“化国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专制。

　　总的来看，从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北宋刚好在中间这个时间段。前面的一千年，整个中国处于上升期。北宋之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几乎将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杀掉。

　　下面分别来看各个时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负责给皇帝拟定诏书。门下省是审核诏书，有监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辖六部。

　　诏书在门下省同意之后，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较难，因为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用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因此，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虽然皇帝认同，但在官场抬不起头。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宋及以后不同，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特别多，宋及以后变成了进士一科独大。如果更准确地评价科举制度，它不简单是一个考试制度，还是整个帝制的一部分。因为想让官僚帝制运转起来就需要很多官员，科举制为官僚帝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吴钩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什么称宋代为中国现代的拂晓呢？宋代确有很多特别之处，第一个就是宋代的道统、规训。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并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梦溪续笔谈》中，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这样一段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当着皇帝的面说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学的创建者程颐也有一句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

　　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臣窃见经筳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理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说得理直气壮。

　　可见，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也在北宋开始自我觉醒。经历南北朝动荡，唐朝引入了佛教，并以佛教为主，儒学地位下降。北宋时代，儒学重新兴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相比汉唐，宋代还进一步实现了“化家为国”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实曾谏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当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见宋代形成了一种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权有所增加，相权有所分散，但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实际上，封驳非常多见，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仅监督百官，也进谏皇帝。包拯当御史时，反对仁宗的一个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回到后庭才敢擦。王安石变法之后，宋代的台谏之风恶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台谏、党争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党争在北宋还处于君子之争，就事论事，台上互相打压，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

　　北宋还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试，进士有三四百人之多，当然后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官太多，养不起。不仅如此，宋代科举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在唐代的时候，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因此，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代官员的俸禄也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如何对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写进祖宗家训。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了这样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历代皇帝上任，都要念这块碑。北宋还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或者上书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杀。

　　宋神宗时期，遭遇西夏战事失利，因为文官管军事容易战败。神宗特别生气，想杀一个转运使解气。门下侍郎章惇反对，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发配，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声色俱厉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

　　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英国《大宪章》的意义？《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但实际上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限制国王恣意妄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当然，宋太祖誓碑是个单方的、自愿的约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并遵守了这个约束，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契约？这值得探讨。

　　宋代也已经有了法治的概念。我们都以为古代没有法治，但是南宋陈亮是讲法制的代表，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还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个受过西学影响的变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国为家”

　　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南宋开始，中国转向内在，表现为理学成为官方学说，文化开始僵化，女性从小被要求缠足等等。中国为什么在南宋转向内在？

　　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他身后的气候情况，最终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

　　北宋末期遇到蛮族入侵，江山大变。对士大夫来说，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沦丧一半，君臣暮气沉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走向内心恐怕是无奈之选。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十万军民跟着以身殉国，从文化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没有道理，寓意中华文明的巅峰已过。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虽然国家还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元代开始，士大夫见皇帝都得下跪。明代还有一个特别坏的制度，就是廷杖，让士大夫颜面尽失。明朝官员谁敢反对皇帝，就要拉出午门打屁股，有两次100多人集体被打屁股，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进一步“化国为家”，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没有宰相，也没有内阁。明朝好歹还有内阁，到了清朝就再没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狱”更是万马齐喑。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奋，他们就要一人独断。乾隆就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以史为鉴，古代政治给我们的启示

　　古代政治对我们当代到底有什么启示？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没那么黑暗，从春秋到北宋，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也是政治文明的上升期。我们开创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化家为国”，以建立政治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还有权力的制衡，君权和相权分离并且相互制衡。宋代儒家政治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政治是不是有个理想原型？是不是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补？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还有法治、权力的制衡。儒家强调官员的德行、政治秩序，还有社会的融洽，这两者不是刚好互补吗？

　　以法治为例，我们需要加强法治，但法制永远不可能完备。201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就是凭借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诺贝尔奖。既然法律是不可能完备的，这时候恐怕还得靠官员的德行，如果官员无德无行，有法律也没有用。

　　儒家的理想原型是从人性论出发，相信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可塑的。孔子就说，人生而不同，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但是中人可教，而且有教无类。孟子也说，人皆可为尧舜，但这是个潜能，要通过后天修炼才能成。荀子的学说在我看来属于环境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儒家主张统治者施仁政，仁者爱人，就是民本主义，此乃儒家的政治原则之首。百姓和秩序是统治的最终目标，但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不一样，儒家政治讲究层级，这是社会治理必要的，但谁能进入层级需要选贤任能的标准，贤能等级高就可以获得高层级的职位，儒家非常相信这一点，我们古代政治也是这么实施的。而且，儒家政治里每个层级都是开放的，但开放不是说随便谁都可以进，而是必须具备进入层级的资质，一级一级往上走。

　　如果说儒家有个理想结构，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可能有四个部分：首先是主权机构，它是一个民选机构，掌握国家主权；其次是中央机构，负责决策和选拔人才，向主权机构负责；再次是政府机构，管理国家日常行政，向主权机构负责；最后是谏言机构，监督上述三个机构。 古代政治除了没有主权机构，其他三个其实都有。即使没有主权机构，台谏制度对中央机构和政府都有很大的约束力。

　　研究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回归中国，特别是融合儒家精华。

　　最后，我们还应该超越中国，进一步应该思考和研究全球文明。尽管这个话题今天看起来还有点遥远。

　　回首人类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那时候的人类文明群星灿烂。钱穆先生说，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产生了第一个宗教——佛教，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希腊文明试图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产生了科学；中华文明试图回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创造了官僚帝制。

　　可以想见，未来肯定会出现一个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说一个文明打败了另外一个文明，而是综合了所有文明的优势，统一回答由前述不同文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形成世界文明视角里的中国叙事，而且用充满人文关怀的、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述中国。这是我们的责任。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