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被隐藏的中美贸易失衡真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何帆、朱鹤、蓝艺华、邓姝阳、余乐 原载澎湃新闻

　　我们认为，2018年美国依然有较大可能实施对中国的单边贸易制裁，政府和市场均应重视相关风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个被隐藏的中美贸易失衡真相

　　2016年11月9日，一直宣称要“从中国抢回原本属于美国人的岗位”的总统竞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自那以后，中美之间可能出现贸易战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特朗普宣称要制裁中国，总会引起市场的猜想和动荡。近期，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府推进的也比较顺利，市场和政府部门反而淡化了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风险的重视。我们认为，2018年美国依然有较大可能实施对中国的单边贸易制裁，政府和市场均应重视相关风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岗位”？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失衡。这里的逻辑简单粗暴：中国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意味着生产了很多商品并卖到了美国，美国则失去了自己生产这些商品的机会，美国工人也因此失去了相应的工作岗位。

　　为什么特朗普又会认为对中国采取惩罚性关税可以帮助美国人“夺回”工作岗位呢？逻辑同样简单粗暴。因为关税可以增加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时的价格，当中国产品在价格上不再有吸引力，美国国内的厂商就可以选择在国内生产而不是进口中国的商品。相应的，美国工人也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岗位。

　　显然，这种简单逻辑存在许多漏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之间存在持续的贸易失衡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从规模还是占比来看，中国对美国的总体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1995年，中国对美国的总体贸易顺差为167亿美元，占比在17%左右。此后十年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加，但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则保持在20%左右。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和占美国逆差的比例快速提高。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和占比翻了一倍。2016年，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约5048亿美元，来自中国的逆差为2507亿美元，占比接近50%。

　　然而，上述事实的背后却隐藏着三个至关重要的真相。

　　真相之一：比中美贸易失衡更古老的话题是美国长期贸易失衡。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一度高达3.1%。这个记录直到2006年被打破，当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接近5.5%。换句话说，早在中国快速崛起之前，美国就出现了外部失衡且规模在不断扩大，这种状况持续了40多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外部失衡归根结底是国内失衡的结果。对美国来说，过度消费才是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贸易逆差只是国内储蓄-投资不平衡的结果。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由国内外宏观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受到贸易壁垒或者外国商品倾销的影响。美国支出超出了其产出，需求大于供给，结果就是外国产品的净流入，导致贸易逆差。

　　国际分工也是造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原因。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中期，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凭借庞大的人口资源优势，通过依托国际市场，充分释放出了增长潜力。在所谓的“雁型模式”下，亚洲一度出现了“四小龙”和“四小虎”。这个过程中，东亚各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在不断积累，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更是助长了这一态势。

　　如果把东亚地区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比是比较稳定的。1985年至今，亚洲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贡献均值为73%。其中，亚洲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于六个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和中国台湾。这六个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贡献占整个亚洲地区的90%。

　　虽然中国错失了全球化的先机，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制造业生产过程不断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大陆。这导致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集中在了中国大陆，并出现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的情况。随着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半路上车的中国快速分享全球化红利，很快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并继续承接其他东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换言之，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来自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在这40多年里，有两个国家在美国的贸易失衡中前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分别是日本和中国。1976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里，日本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年均占比为40%，最高曾占美国当期贸易逆差的80%以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迅速转化成比较优势。自那以后，中国慢慢从日本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扮演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

　　真相之二：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是“结构性”顺差，且服务贸易是逆差。

　　商品贸易顺差中的“结构性”因素主要体现为两点。

　　其一，商品贸易的核算存在较大争议。按照价值链和普通贸易的方法核算出来的结果相差非常大。假设一种产品的所有原料都进口自日本，进价为100美元。在中国生产之后，出口到美国，价格为120美元。那么在美国的贸易统计中，就有120美元来自中国。可事实上中国对这个商品的增加值只有20美元，作为成本100美元理应记为日本向美国的出口额。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曾从附加值的角度估算了美中商品与服务贸易的逆差，结果表明，2011年中美的贸易逆差较官方数据减少了40%。2011年至2016年，中国出口金额中加工贸易的占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据此粗略推算，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经过附加值的调整后应该比原始数据下降至少30%，也就是减少约1100亿美元的逆差。

　　其二，不是所有商品中国对美国都有贸易顺差。美国在农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对中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2016年，中国在农产品方面对美国的逆差较高。2016年，中国农产品逆差为385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的逆差为150亿美元，占比约39%。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一直实施严格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很多有国际竞争力、单品价值高、中国潜在需求大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能向中国出口。许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在进口这类产品时，往往要绕道第三方国家，以超过原始价格数倍的成本获得相关产品。因此，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禁运不仅限制了贸易逆差的潜在缩小空间，也让中美两国的贸易福利受到了损失。

　　美国经常会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但在服务贸易上，中国对美国却是逆差。近十年来，中美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逆差增长迅速。2006-2016年，中国从美国服务进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5倍。2016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557亿美元，约是2006 年的40倍。然而，这一点常常不被美国提及，主要是因为与商品贸易的逆差相比，服务贸易的顺差规模小了一个量级。此外，中国的国内服务业尚未完全开放，美国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国内服务业逐步走向开放，服务贸易在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中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真相之三：美国迄今为止实施的贸易政策，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前两个真相告诉我们，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早已存在，根源在于美国的国内失衡。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或许没有统计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而且美国还在许多商品贸易上对中国有严格的出口限制。但是，美国迄今为止采取的各种贸易制裁措施，包括限制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等，可以说是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所谓不治标，是因为这些被频繁双反的行业并非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光伏和钢铁是典型的例子。2004 年至2012 年，中国共遭到美国“双反”措施32 次，占我国遭受“双反”调查总数的59.3%。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光伏产品13.76亿美元，同比下降24.6%。2016年，中国对美国钢铁的顺差为13亿美元左右，美国当年货物贸易逆差为7500亿美元左右，其中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左右。换言之，光伏和钢铁的贸易逆差，加到一起还不到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1%。况且，中国对美国钢铁出口排在第四位，前三位分别是韩国、日本和德国。

　　那为什么要针对中国的这些行业呢？一个直接的解释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会受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光伏行业企业通过建立“美国太阳能制造联盟”，联盟成员涉及230多家企业和1.8万名雇员，向美国政府呼吁抵制所谓“中国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也通过发布会和政治捐资等方式表示对“双反”措施的支持。在美国的现行制度下，这些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献金等方式直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所谓的不治本，是因为美国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国内“消费-储蓄”结构失衡。面对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到调整国内失衡上，反而选择频繁地对其他国家的产品施加高额的惩罚关税。限制进口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逆差，但会对消费者造成负面影响。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因为限制了来自外国的进口之后，国内相同的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价格就会增加，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就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这一弊端在限制中国进口的问题上更为明显。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美国2008年至今发起的448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有285项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而根据戴觅等人（2017）最新的研究，自2001年加入WTO起，因为来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更加便宜，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2000年至2006年内每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如前所述，中美贸易失衡同样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单纯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项目实施贸易制裁，结果只能是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变成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对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无助益。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