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农民怎样创出世界500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洗脚上田的普通中国农民，只要给他们阳光雨露，有平等参与、自由进入的机会，就有可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成就，汇入推动国家富强的浩浩洪流。

小镇农民怎样创出世界500强？

　　与美国不少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都在小镇上不同——比如沃尔玛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肯德基在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宝洁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通用电气在康涅狄克州的费尔菲尔德，IBM在纽约州的阿蒙克——中国500强企业的总部基本都在大城市。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有115家。我数了一下，56家的总部在北京，其次是上海、深圳、台北、香港这样的一线大都会，上海6家中有一半也是中央企业（交通银行、宝武钢铁、中国远洋海运）。再往下，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如厦门）；到了地级和县级市，500强企业已屈指可数，而且和本地的资源禀赋高度相关，如邢台有冀中能源，贵溪有江西铜业，阳泉有阳泉煤业，长治有潞安集团，晋城有晋城无烟煤矿。

　　但在中国县区一级的城市中，还是有4家500强企业，闪耀着企业家的光芒，分别是张士平开创的山东遂平的魏桥，沈文荣开创的江苏张家港的沙钢，何享健开创的广东顺德的美的，杨国强开创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

　　何享健和杨国强来自同一个镇，北滘（jiào）。北滘古称“百滘”，意为“百河交错、水网密集”，全镇面积90多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十几万。

　　顺德隶属佛山市。在今年6月在佛山表彰企业家的大会上，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美的、碧桂园等知名企业都愿意把总部留在佛山，这样的信任，我们万万不可辜负。

　　在中国，一个镇上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唯有北滘。

　　何享健：人才+机制+分权+交班

　　1942年，何享健出生于北滘一个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就辍学务农，后来到工厂当学徒，当工人，当出纳，当公社干部。1968年，他和23位居民每人以借款方式出资50元，再多方筹措，共集资5000元，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块场地上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他任组长。

　　当时生产组主要是将回收的尼龙纸、塑料布等废旧塑料，拿来生产塑料瓶盖。由于机械简陋，离不开手工操作。用手扳压塑料瓶，反作用力很大，常常打到工人脸上，甚至把牙齿打掉。后来又生产玻璃瓶、皮球、刹车阀、橡胶配件等。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何享健经常带着产品坐闷罐火车北上跑业务，早上喝碗红糖水，晚上睡在车站，怕差旅费被人偷走，就藏在鞋子里。

　　这样艰辛的创业故事，在中国民企中并不稀罕。何享健了不起的地方，是在用人方面很有前瞻性，“60年代用北滘人，70年代用顺德人，80年代用广东人，90年代用中国人，21世纪要用全世界的人”，这是他的口头禅，2004年胡锦涛到美的视察时他也是这样汇报的。

　　1984年，美的就在广东全省招聘人才，1985年引进第一对外地的技术员夫妇。能不断吸引高素质人才，让他们发光发热，建功立业，而不是固守在本地人、家里人、自己人的圈子里，这是美的在顺德家电群雄中最终一骑绝尘的关键。

　　1993年我去美的采访，由头是1991年美的招募了华南理工大学热能工程专业毕业的一位博士，当时是顺德乡镇企业中第一个博士。查阅那时的文章，美的的“二把手”说过这样一段话：

　　“1968年最早几个人起家之时，纯粹是谋生目的。在一个小手工作坊里生产塑料瓶盖，那不需要什么技术。70年代后期开始生产汽车汽动阀门、发电机，后来生产电扇，充其量也只请了广州的一个六级钳工来当师傅，算是‘借脑袋’。到80年代中期风扇改型，变成全部塑料原件，开始注重技术问题了，自己要‘换脑袋’，于是吸收了一些退休技师等。再往后，风扇市场饱和了，大家互相抢市场，创造新市场，逼得你不仅要‘买脑袋’、‘换脑袋’，还要‘买大脑袋’、‘换新脑袋’。没有科技人才，科技开发，眨眼间你整个水平都要落后，甚至被淘汰。现在光一个顺德就有15家空调厂，全广东有30几家，空调大战耗资巨大，没有技术保证是根本不敢上阵的。从请六级钳工做工程师，到挖来广东数间大企业的技术厂长，到招来博士，这条道路不容你不走，越走得快越能在市场上领先一步。”

　　人才需要舞台也需要激励。在私营经济还得不到承认的年代，美的也戴着“乡镇企业”的红帽子，北滘镇政府的经济发展公司是第一大股东。有一次何享健要提升管理团队待遇，从年薪十万提高到三四十万，镇里不同意，说“一个保卫科科长的工资比公安局局长还高，这绝对不行”，深受刺激的何享健意识到，如果不改制，不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行，员工利益、职务薪酬等问题都无法解决。他说：“如果这些问题我都做不了主，怎么管理，怎么留住人才？”

　　90年代初，何享健和顺德市领导去韩国考察，对比中韩企业后得出一个共识，竞争性的公有企业如果不改革，企业负盈，政府负亏，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因此当1992年国家开始推动股份制改革试点时，他四处申请，终于争取到顺德唯一的试点名额，美的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并在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2011年又成为第一家完成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北滘镇政府完全退出。在更加自由、自主的体制推动下，美的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于企业超预期发展，按照股权激励方案，美的董事长方洪波的股权到今天已价值数十亿元。

　　何享健也是民企中最敢放权、“去家族化”最彻底的企业家。1996、1997年美的遭遇创业以来的第一次业绩下滑后，何享健认为集权管理体制有问题，“每天都开会，有看不完的文件和签不完的字，员工已经1万多人，所有部门都向我一个人汇报，这么大个企业，效率越来越低下！”他借鉴国外的事业部制，开始进行分权改革，新设事业部的总经理一开始不适应突如其来的巨大权力，审批一个几千万元的生产计划项目自己就可以做主，去问何享健，他回答：“在你的权限范围内，你自己拿主意。”

　　分权当然不是只放不管，1998年美的制定的《分权手册》长达70多页，股东、董事会、经营团队“三权分立”，事业部高度自治，总经理自行组阁，但业绩不达标整个团队要集体辞职。“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度”，这16字方针奠定了美的的公司权力原则，至今不变。在突出分权的体系之下，美的的职业经理人拥有高度的经营管理权。何享健更在2009年先将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职交给方洪波，2012年再将整个美的集团的董事长交给方洪波。美的彻底迈入职业经理人时代。

　　何享健在家里不谈公司的事，儿子不在公司任职，1993年妻子就离开美的，作为23位创业者之一，她当时只是在做普通的仓库管理工作。

　　杨国强：分享机制+博士军团

　　前不久和一位资深的地产界高管交流，他当过多年金地的董秘，现在福晟集团当副总裁。他问我更看好哪家房地产公司，我说万科和碧桂园，他说：“你不觉得碧桂园更像华为吗？他们已经有几百个博士了，而且老板和任正非一样低调。”

　　我查了下资料，碧桂园今年上半年合同销售金额已经位居行业第一（按权益所有人应占的合同销售则居第二）。但更吃惊的是，根据碧桂园副总裁朱剑敏的说法，碧桂园目前已拥有超过450名博士，主要集中在新材料、智能家居、工程建筑等领域，今年计划新招300名博士，其中200名直接在海外招聘，以推动海外战略的发展，预计2018年底博士人数将达到1000人。有几位加入碧桂园不过两三年的博士已经成为区域总裁。据说碧桂园内部有一个目标，一两年内要实现超过100名博士成为项目总经理、区域总裁或更高级别的管理者。目前，碧桂园还在与顺德区沟通，希望能在北滘建一座博士大楼，并配备人才公寓和科研场所。

　　杨国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54年10月出生在北滘镇广教村。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也没什么人知道她。所以1997年杨国强建立第一个慈善基金用于资助贫寒家庭的孩子时，就用了母亲的名字“仲明”。

　　杨家赤贫，杨国强直到十七八岁没穿过鞋子，没吃过糖果，“没试过自己亲手花两分钱”，衣裤都是兄长穿旧的和香港亲戚穿旧寄来的。念书后，为省7分钱饭钱，中午放学要走一个小时回家吃。尽管这样，高中时由于交不起7块钱学费，杨国强还是退学一年回家放牛。后来学校免了他学费，还给了他2块钱助学金，才又复学。杨国强说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2块钱”。他酷爱读书和思考，18岁中学毕业在家种田，还是到处找书看，到废品收购站买旧书看。

　　1986年，杨国强当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说是总经理，实际就是包工头。后来公司改制，他和几个拍档出资进行了管理层收购。1992年，因为承建的一个项目收不到钱，项目方就让杨国强卖房子，以销售款核销工程费。他就这样进入了房地产。25年后，碧桂园一共进入了400个城镇，为300万业主提供了“五星级的家”。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讲碧桂园的成长史，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碧桂园最近几年何以跻身中国房地产的第一行列？

　　最简单的回答，还是机制和人才。

　　好几年前，杨国强有一次去台湾，看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一些遗迹，突然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分不开的。而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恰恰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共产党“分田分地”的主张则赢得了民心。他花了不少时间去询问，搜集资料，了解台湾上世纪50年代初“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即把“国有”及“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为农民所有、以及“耕者有其田”的过程。他想明白了一件事，碧桂园要想再有一个飞跃，必须在分享机制上突破。

　　之前，碧桂园通过在2010年引进原中建五局总经理莫斌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打破乡族化、本地化的高管结构，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杨国强看来，通过参与分享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制度上的突破比光是固定的高薪更重要。

　　2012年和2014年，碧桂园“双享机制”先后推出，即成就共享和同心共享，相当于1.0和2.0版本，其核心在于让经理人入股跟投项目，利益捆绑贴身，成为合伙人，一开始核定基准利润指标，超额利润进行分红。

　　从2012年起，碧桂园已经有三四百个项目引入了合伙人。2012年，碧桂园一年销售476亿，现在一个月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字。2012年，很多经理人还将信将疑，到年底，有人发现竟拿到大几千万元的收入，怀疑是多打了一个零。当杨国强告诉他这是根据业绩和超额分红的结果时，就像商鞅变法一样，一下子取得了“立木建信”的效应。2016年，碧桂园收入最高的区域经理人获得了1亿元左右的报酬。不少经理人抵押自己的房产参与跟投，工作热情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碧桂园总裁莫斌说，碧桂园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有“四好”——好老板，杨国强是一个舍得和分享的老板；好平台，碧桂园是一个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好团队，碧桂园管理上有层级，但在解决问题时不设层级，大家一心把事情做好；最后，就是好机制。

　　因为工作缘故，我很早就采访过何享健和杨国强，并有过深入的交流。在他们身上，顺德人低调务实、敢为人先、追求品质的特征体现得非常鲜明。他们也有差异，何享健放得更开，被称为“中国家电业最潇洒的老板”，下班回家，不再离开，晚上从不工作，还经常打球。杨国强抓得更紧，现在他还喜欢审图纸，弄户型，搞园艺设计，天天晚上阅读，乐在其中，不休不止。

　　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热心慈善。

　　今年7月25日，何享健公布了60亿元的慈善捐赠计划，捐出其持有的1亿股美的股票和20亿元现金，其中5亿设立了永久存续的慈善信托。而杨国强自1997年起已经捐出了30多亿元，他捐建的全免费慈善学校——国华中学和国良技术培训学校，在慈善教育培训领域享有很高声誉。

　　在商战中，曾经有过“可怕的顺德人”的说法，而从何享健和杨国强的经历来看，顺德人、北滘人又是多么可爱和可敬！但最重要的是，从不起眼的镇办小企业到世界500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造福消费者，显示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力量。洗脚上田的普通中国农民，只要给他们阳光雨露，有平等参与、自由进入的机会，就有可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成就，汇入推动国家富强的浩浩洪流。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