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去看看是不是更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冯兴元

　　曾经有位著名的“三农专家”号称自己只“用脚做学问”。意指自己是依靠到农村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来做学问的。是否“用脚做学问”，就能做好学问？

“用脚做学问”就能成功吗

　　我们平时做事，需要凭依经验。但是经验到底是否靠得住？是否单凭经验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的答案貌似简单，实际上则不。看问题，不仅有赖于经验或历史的视角，而且需要仰仗理论的视角。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由于采取不同的经验或历史视角，其所观所感也各不相同。换句话说，个人凭经验说事，往往会流于主观片面。宋代苏东坡名诗《题西林壁》颇能用来道明个中意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国外也有“盲人摸象”的故事，与苏东坡的诗相映成趣。在故事里，五个盲人想知道大象的长相。结果，摸到象腿的说像棵树，摸到象身的则说像堵墙。

　　1892年德国《飞报》(Fliegende Blätter)印行过未具名的视错觉图像，叫“鸭兔错觉”，后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之做了一些修正，用于其《哲学研究》巨著之中，从而闻名于世。如果从左往右看，可以看到画面上是一只兔子；如果从右往左看，可以看到是只鸭子。

　　此外，当一个人乘一叶扁舟于万顷碧海之中，他看到的大海是平的，但如果他真的认为大海是平的，那么他久犯了错。现代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球是球形的，海面则应是弧面。

　　上述各个例子说明，单纯依赖经验，采取单个经验视角看问题，很容易获得片面的认识。

　　曾经有位著名的“三农专家”号称自己只“用脚做学问”。意指自己是依靠到农村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来做学问的。是否“用脚做学问”，就能做好学问？答案是不一定。上面这些例证就是其理由。

　　理论的视角不同于经验的视角，有助于超越经验的维度看问题。所谓理论，是指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该体系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包括了有关的公理，定理，定律等。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一种有关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简化的抽象模型。在理论没有被证实之前，一般称为“假说”。如果假说能借由大量可重现的观察与实验而验证，那么这项假说就可称为“科学理论”。

　　德国过去的经济学派叫“历史学派”，以只讲经验或者历史分析方法，不讲理论分析方法而著称，这也是“历史学派”得名的由来。历史学派主张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的内容依赖于文化，故仅限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这种方法拋弃了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是普适定理的做法。

　　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应该要采取严格的经验与历史分析、而非数学与逻辑推理。因而其特色是重视实际现实，而非自我指涉的数学模型。有些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还有些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也需要经济学理论，但是提出经济学理论的时机还不成熟。

　　德国的著名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根据经验和历史的分析方法，提出“幼稚产业保护论”，这些都是对历史或者经验的总结，将之提升为一个观点，而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正因为对历史学派方法论的不满，门格尔才于1771年出版了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开创了作为纯粹理论经济学派的奥地利学派。不过，“奥地利学派”的得名就是拜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罗雪尔所赐，最初属于一种蔑称。类似于过去很多上海人对外地人冠以“乡下人”的称呼。

　　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科学，不可能用数学方法去“精确”测定，只能用演绎法或归纳法是解释。门格尔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论。后者建立在假设基础上，对经济变量之间如何发生互相联系提出假说，然后依据假说运用逻辑规则加以进一步的演绎。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则通过界定一组基本概念，建立一套公理，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只要逻辑为真，那么结论也必为真。这种经济学理论是强有力的。虽然它属于理论经济学，但属于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代奥地利学派被称为有关人的行动的经济学，归功于米塞斯《人的行动》等巨著的理论贡献。

　　米塞斯在书中认为，每个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着的人，每个人根据其目的而选择其认为合理的手段，由此采取行动。由此建立一套公理，创设了其“人类行动学”。与其逻辑框架一致，米塞斯采取了奥地利学派典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均应归结到个人的行动或者个人之间的互动层面。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论，没有真正的诸如政府、组织，集体，国家这些集合概念，只有其背后的某些具体的行动着的人。这些概念只是为了方便，用来指代这些人。比如“我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有个“政府”这样的类似人一样的东西，能够提出一种抗议，而是某些也会有其自身利益的人根据某种程序作出这种表示。如果以这种态度来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那么更容易增加自身的洞见，减少认识偏差。

　　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出版了近作《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系统提出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他的观点，也主要是些类似于历史学派的观点，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理论，而是一些历史或者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他的这本书基于大量的国际比较分析，有其实践意义，但不属于理论创新。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没有脱离历史学派的范畴。

　　历史学派式的经济学分析，由于缺乏对经济学理论的提炼，以及对经济学普遍规律的总结，沉湎于对经验或历史的总结和提炼，容易就事论事，导致得出形形色色的特殊论，比如说“中国特殊论”，“德国特殊论”，发展阶段论等等。林教授的上述观点就属于发展阶段论。其源头就可以在历史学派思想中找到。

　　上述理论的视角非常重要，但是理论的发展往往滞后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要求。也许更需要结合理论和经验两元视角。德国弗赖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瓦尔特-欧肯曾经在纳粹眼皮底下组织研究德国战后的经济秩序与经济体制，结合了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由此创建了弗莱堡学派。

　　欧肯最初学生时代接受了历史学派经济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德国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在那时，欧肯放弃了历史学派的传统，赴波恩追随当时德国极少数反对历史学派的理论经济学家H-迪策尔(Dietzel，1857–1935)。迪策尔当时担任了欧肯的第二博导。

　　从欧肯后来的著述看，他显然接受了迪策尔的如下观点：迪策尔将经济体制区分为竞争体制和“集体体制”，把各国的经济宪法视为集中和分散秩序的混合体。当时，他的第一博导舒马赫教授也启发了欧肯提出新的经济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认为他有必要“对已经积累的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化，即在他的思想联系中明确消除所有不重要的东西，摆脱日常生活中偶然和短暂因素的缠绕”。

　　欧肯首先撰写了国民经济学理论专著，那就是他于1939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基础》，后来他撰写了有关经济政策的专著，那就是在他逝世后于1952年由妻子伊迪丝-欧肯-艾特西克和他的助手卡尔-保罗-亨泽尔编辑出版的《经济政策的原则》。

　　在《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的1950年英文版序言中，他强调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态学研究的重要性，这种研究可揭示有限数量的纯粹的形式，而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实际存在的经济秩序都是由这些纯粹的形式构成的。

　　比如，市场结构一共包括完全竞争，部分卖方寡头垄断，卖方寡头垄断，部分卖方垄断，卖方垄断等25种纯粹形式。这种形态学分析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结合理论和历史的视角。他明确提出，该书的目的毋宁是：建立一个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它能够包括一切经济生活，不管经济生活如何发展；它能够像一张网一样捕捉住不断变化的经济实际的形态。

　　有了这个形态学体系，也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各种问题而充分利用过去的理论成就”。欧肯认为，为了精确把握现实经济世界，要求认识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那各种不同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形态学的分析必须先于理论的分析。

　　欧肯认为，只有形态学的和理论的研究进路才能克服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当中存在的“两律背反”问题：“问题的历史性质要求观察、直觉、综合、理解、设想自己处于个别的生活之中；而一般的-理论的性质则要求理性的思维和分析，并用思想上的模型来工作”。欧肯坚信，他的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有利于结合历史的观察和理论思维，并在其总体联系中认清经济过程，从而居间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研究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研究方法之间。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是欧肯的挚友。两者在学术进路上可谓殊途同归。哈耶克最初接受理论经济学，然后转向理论和经验两种维度的结合。哈耶克师从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维塞尔，深受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影响。

　　到1937年哈耶克发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开始其所谓“认识论转向”，日渐把分散知识，默会知识，知识分工，以及竞争作为发现程序的思想纳入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分析。哈耶克认为大量知识属于分散知识，甚至默会的(即只可体会，不可言传)，关涉到有关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特定情形，不为计划者所掌握，不能被加总，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更好地得到利用。

　　市场交换作为一个一种实现互利的机制，不仅涉及劳动分工，而且更关涉知识分工。竞争作为发现程序，是发现和利用很多信息和知识的程序，同样是发现更好的制度和秩序的程序。而且很多知识本身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创造的，比如大量的发明创造就是如此，很多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也是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发现或创新的。

　　哈耶克兼收并蓄理论和经验的分析进路，见于其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和1960年的《自由宪章》。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结合法治与自由理论，认为当时英国知识界的集体主义氛围和英国可能的集体主义化，会使得英国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即类似于当时纳粹德国的极权之路。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自由理论，重新阐释了19世纪之前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此基础上评述了福利国家政策的问题。

　　行文至此，结论已经明显，我们需要从理论与经验两元视角去看问题。这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不会有偏差，而是说可能会更加全面。其实每个人看问题均离不开理论，即使他自以为只借重经验也是如此。哈耶克认为，人类存在 “构成性无知”或“必然的无知”，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是依循规则。

　　其实，人类总是在努力通过运用其感觉秩序来部分克服其无知。根据哈耶克的看法，人脑必须根据其经验、想象和纯粹逻辑推断总结抽象出对外部事物的某种看法，形成有关外部事物的某种简化模型，反过来指导其对外部事物的观察。这种观察结果可能与人脑中的简化模型不完全一致，人脑会借此修正其模型，由此形成一种演化试错的感觉秩序。

　　这既说明了理论和经验本身也不必然相互对立，而是可能相辅相成，也说明了理论绝不等同于经验的简单积累。至少有一点需要提醒我们，单纯依赖经验、轻视理论是切不可取的。

　　诚如苏格拉底所言，“承认无知乃开智启慧之母”。无论是理论-经验二元分析的双料好手，还是理论或经验分析的单打能人，都应该抱有守拙谦恭的态度，承认自己的无知，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参与知识分工，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以此有意无意地增进社会福祉。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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