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黄育川
从中国有限的预算规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分配方式失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预算是很不同寻常的。对于一个拥有或掌控所有的关键资源，主导一切重要战略性活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中国的总体预算规模小得令人吃惊，仅仅相当于GDP的28%。
中国财政部大楼市场非常在意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能否达到7.5%，或是会低上零点几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率仍在下滑，且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鉴于中国经济正朝着一个较慢的发展路径转移，所以下滑的一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的。所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都出现过这一现象，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则是周期性的，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开发，中国需要再有几年时间，才能消化掉过剩的住房存量。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下一个十年(2015-2024)中，可持续的中期增长率会是多少？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同他哈佛的同事兰特·普利切特(LantPritchett)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检查了中国经济前景的现实情况。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
这一研究基于多国经验进行了统计分析，随后用来检测中国和印度的数据。与之相反的是，据世界银行[微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等机构预测，中国的年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都将保持接近7%的水平，并于2025年前逐渐下调到6%。而那些认为金融危机近在眼前，经济崩溃一触即发的悲观主义者也不应被忽视。
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引发过如此不同的观点争论，这使得中国观察家们更难决定应当相信哪一方。若深入探索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很少有观察家会意识到，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另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北京是否能成功重组其财政体系。
萨默斯-普利切特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通常遵循“平均收敛”原理，即在高速增长后增长率会显著下跌至平均水平。基于这个原理，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到2023年将会达到年均5%，到2033年将会达到年均3%。他们指出，任何国家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都不会超过十年，而后就将屈从于这一原理。中国以约10%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已经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代表中国正不可避免地朝着缓速增长的发展轨迹转型。中国是不是注定会从年均10%的增长率急剧下滑到2020年的5%？亦或者在未来的5至10年中还有一个以年均7%增长率持续发展的缓冲阶段？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确有可能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在此阶段中，增长率会从它的最高点下降2至3个百分点，而当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水平时，第三个阶段才会来临，此时增长率又将下降2至3个百分点。
中国并不缺乏年增长率7%的生产能力，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国家缺乏足以持续支撑7%的年均增长率的需求。换句话来说，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有极大的空间，因此，经济增长潜力将取决于谁会购买生产的产品。因此，北京已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会对债务产生负面影响。
从生产能力的角度而言，中国强大的基建设施基础与其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结合，意味着它有着足够的实体资源和人力资源来支撑高速增长。此外，城市化和私营部门的繁荣将带来可观的生产力提高，这使得7%的中期增长率目标变得更为实际，甚至有可能持续到2020年。
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的不足。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之所以能快速增长，部分原因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强劲的进口需求，而现在这个需求减退了。回报率的下降和减债的要求将会导致中国的投资率下降。因此，大多数的中国观察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提高个人消费。
然而，扣除通胀因素，个人消费的年增长率已经高达约8%至9%。如果GDP增长率趋于稳健的话，这个数值将更难再提高——即便预期考虑了向服务型经济体的结构转型，结论亦如此。那么，中国可以在哪里找到足够的需求，来弥补投资增长率的下滑和出口市场的疲软呢？
答案就在于中国财政体系的重建。从中国有限的预算规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分配方式失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预算是很不同寻常的。对于一个拥有或掌控所有的关键资源，主导一切重要战略性活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中国的总体预算规模小得令人吃惊，仅仅相当于GDP的28%。相较之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要成员国这一指标是40%至45%，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约为35%。
所以，正如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其他类似的国家相比，中国的预算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以及其他一些消费需求所占GDP的比例要比类似国家少上三分之一。这也是解释中国总消费(居民和政府)的份额为何要比其他类似国家低了约10至15个百分点的关键因素。
在六月下旬，北京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改革信号，承诺将在两年内完成重大财政改革的明细框架。相比中国观察家给予财务指标(如利率和汇率)方面的细微变化的关注度，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受到的关注反而要少得多。
假如这些措施得到落实，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有可能会增加4到5个百分点。这将确保中国在当下十年中(即2020年前)，有足够的需求支撑其保持7%的年增长率。到2025年，萨默斯和普利切特两位教授所预测的“平均收敛”现象将会发生，然而，这个时间点不会再提前了。（翻译：董斌）
(本文作者介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Yukon Huang。获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经济专家，其观点在主流国际媒体和专业期刊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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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Yukon Huang。获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经济专家，其观点在主流国际媒体和专业期刊中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