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张茉楠[微博]
在改革和政策的取向上，在改革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战略上，既要坚持改革定力，也要未雨绸缪，保持宏观审慎；既要积极汲取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更要创新性地找到符合中国经济现实困境的宏观调控模式，充分尊重经济演进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改革与政策不当也容易遭致风险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美联储QE退出可能引发国内基础货币“资金池”水位下降，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考虑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平台转换期和改革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如何实现宏观政策创新，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导致经济过快下滑是管理层和决策层的莫大考验。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对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尤为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所导致的经济快速“下台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局势错综复杂远超想象，正处于“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重要关口”，经济增长正经历不同平台之间的转换。而地方融资平台偿债缺口、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几大风险相互联系，互为传导，只要某一环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触发系统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中国经济面临大大小小的风险确实不少，可以把风险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改革的风险，一类是必须承担的风险，还有一类就是改革不当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后者而言，更需要不断地对改革进行反思和调试，对既有改革的路径、手段和目标进行重新地审视，如何才能降低改革的负向冲击。
在改革和政策的取向上，在改革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战略上，既要坚持改革定力，也要未雨绸缪，保持宏观审慎；既要积极汲取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更要创新性地找到符合中国经济现实困境的宏观调控模式，充分尊重经济演进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经济既需要摆脱旧引擎，更需要摆脱旧的宏观调控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难题更要辨证施治，分类处置，差别化调控，避免“一刀切”和“大一统”的政策倾向，要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风险需要改革新举措。
比如，当前，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时，我们的思路是过度盯住负债端，但如果我国以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地方债务难题并非不可解决，其主要解决的逻辑就是将债务与资产进行置换。第一种思路是可以考虑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公用事业类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并在地方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进而从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资对社会融资，特别是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的挤出。
第二种思路是可以建立基础设施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以便于地方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第三种思路是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比如降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可以将政府的经营性资产通过市场转让，转让收入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将债权转换为资本收益，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的目的。
再比如，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确隐患重重，但也不能“简单粗暴”、“一压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影子银行实质上承担了一个连接货币市场和存贷款市场的中介作用，是对传统银行信用扩张渠道的变相替代或补充，这明显不同于欧美等国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放大杠杆的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当局应该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有区别地采取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适度监管和规制式监管三种不同模式，实施分类化和差异化管理。
更重要的是多管齐下化解当前流动性紧缩风险：
一是打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空间。货币操作要更具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和SLF、定向央票等定向调节工具，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
二是实施定向“点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三是在考虑全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央行[微博]可以调整货币/信贷的月度分布，以缓解信托集中兑付的压力，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四是把小幅降准作为备选方案，提前进行资金布局。2014年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的集中兑付时间。
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美联储QE退出可能引发国内基础货币“资金池”水位下降，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考虑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此外，鉴于外部融资对货币利率和汇率非常敏感，有效防止人民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带来的外债风险，应考虑征收托宾税，增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率，构筑金融安全防护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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