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疫情影响下实现全年GDP增速目标更需努力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

　　今年我国将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过去两年我国GDP平均仅增长5.1%，但是去年同比增速高达8.1%，所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5.5%左右这一目标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而最近的疫情形势是2020年初新冠在武汉暴发以来最为严峻的，如同“倒春寒”，给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经济带来考验，实现全年GDP增速目标更需努力。

　　疫情使原本逐渐恢复的经济受到新的冲击，其影响可能延续至整个上半年，因为需求的修复和预期的改善都需要时间。并且由于这次疫情在我国核心城市暴发，疫情冲击的外溢效应会比较明显。应高度关注经济薄弱环节，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继续从需求端合理放松房地产调控。将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目前宜更注重数量型工具的使用。

　　一、疫情使企稳中的经济受到新的冲击

　　今年前2个月，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上升0.1个百分点至50.2；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1.6，服务业、建筑业景气度均有回升。消费也明显好转。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比2021年12月份加快5.0个百分点，比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加快2.8个百分点。从投资看，今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2%，比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加快8.3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由负转正，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较高。我国今年前两个月贸易顺差1159.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扩大19.5%。

　　但经济企稳向好的进程受到疫情反弹的影响。3月份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疫情暴发期。截至4月6日，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4123人，无症状感染者132948人，合计已超过2020年2月疫情的感染人数。因病毒传染性增强，防控也更加困难。而且本轮疫情分布面广，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发现了本土病例，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和长三角地区更是本轮疫情的重灾区。为了应对疫情，各地普遍采取全员核酸检测、区域管控、减少人员流动等措施，经济运行也将承受较大压力。

　　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9.5、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降为48.4，双双跌破荣枯线，分别低于上月0.7和3.2个百分点。受疫情直接影响，非制造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更大。同时，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从制造业PMI细分指数可以看出，疫情影响导致人员到岗不足，交货周期延长，物流运输不畅，制造业供应链稳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如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6.5，低于上月1.7个百分点，是2020年3月份以来的低点。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一致，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也大幅下行至48.1。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外需下降，运输条件变差，出口新订单指数创22个月来新低，制造业供给和需求收缩明显。

　　二、 疫情可能影响整个上半年经济运行

　　3月份本轮疫情集中暴发，而3月又是一季度经济运行最重要的一个月，因此疫情对一季度经济的冲击也会比较大。从主要经济指标看，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贸易顺差分别占到一季度的32.8%、56.9%和27.2%（2016-2021年均值）。由于1-2月节日消费贡献较大，因此3月份消费占比略低于三分之一。而3月份投资活动在整个一季度的占比则超过一半。封控措施将明显影响项目施工，这将对一季度的投资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尽管3月贸易顺差的占比相对最小，但从出口金额、发电量等指标看，3月的占比仍超过三分之一，因而3月疫情对我国外贸部门和工业生产的影响也将十分明显。若根据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者的占比作为权重，可计算得到3月份占一季度经济的份额高达43%，而一季度经济增加值约占全年的22.3%（2021年），初步估算3月份经济增量约占全年的9%。

　　从目前防疫形势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会仅仅停留在3月。以上海为例，封控已经延续到了4月份。全面排查后的动态管理期间，经济依然受到疫情防控的诸多限制。即使4月中下旬经济逐步恢复，疫情的次生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5、6月份的经济增长。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很难弥补。不少小微企业、工商个体户面临生存考验。失业率将上升，消费潜力将下降。疫情反复也影响生产经营预期。疫后的经济恢复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从数据看，4月虽然是二季度经济占比最小的月份，但也在30%左右，而且4月份经济增加值的规模与3月相当，亦接近全年的9%。整个二季度经济增加值约占全年GDP的24.4%。

　　还要看到疫情冲击的外溢效应。上海、深圳作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我国内外循环的重要枢纽，经济影响甚广。2021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经济总量为全国的24.1%，已接近四分之一，其中上海市占全国GDP的3.8%；广东省GDP占全国的10.9%，其中深圳约为2.7%（2020年）。此外，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阻塞对订单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当期，而会延续到未来。如果疫情冲击的影响长期化，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中国的竞争优势。

　　与当年武汉疫情相比，最近一轮疫情波及面更广，叠加市场主体预期转弱，其经济影响不可小觑，甚至可能超过2020年。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已经积累的经验使政策应对更加成熟。因此，应尽快控制疫情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三、 房地产需求端调控可适度继续放松

　　今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由负转正，增速为3.7%，已经有较为明显的改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因此，我国房地产调控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不会再通过房地产大幅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防风险，即防止房企之间的风险传染，以及房地产向金融的风险扩散；二是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三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以防拖累经济。目前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体量相当，所以，如果房地产投资大幅度下降，弥补起来会比较难。同时，房地产业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建筑业和其他一系列产业，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稳就业。

　　目前房地产领域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但行业仍处于调整期。本轮疫情对于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冲击就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而受阻。1-2月房地产运行虽然仍面临较大压力，但已经显现企稳迹象。

　　疫情阻碍了行业复苏势头，并从几个方面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新的风险。一是降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疫情会导致建安费用下降，从而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初步估算，仅建安费用一项就可能造成3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3.66%。而3月是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主要月度，2016-2021（不包括2020年）3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一季度的比例平均为49.09%。按此计算，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比正常水平下降1.80%左右。疫情还会通过销售影响未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二是严重冲击房地产销售。3月份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仅为30万平米，大幅低于历史同期（近5年均值为49.4万平米），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面积仅为7.38万平米，同比下降44.34%。三是行业预期进一步恶化。现金流受阻是行业目前的主要风险，也成为行业预期恶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销售回款已成为房企现金流的主要来源，因此部分房企资金流可能断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债务违约事件仍在发生，头部民营房企的风险仍在持续。二季度大量房企美元债到期，成为又一个风险点。

　　如何缓解房企在疫情冲击下陡增的现金流压力？从供给端增加房企开发贷款，对房地产行业的帮助似乎更为直接，但此举将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在市场化条件下也难以有效实施。从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的角度出发，需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供给端保持紧平衡也能有效防止房地产企业回到过去依赖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三道红线”和贷款集中度管理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坚持。因此，继续从需求端边际放松是现实的举措。各地应灵活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国统一政策的平衡，以不增加行业风险为底线，在缓解疫情影响的同时巩固已经取得的调控成果。

　　目前各地的政策仍在调整，整体看来是在适度放松并体现了因城施策的精神。但热点城市政策放松仍需谨慎。要谨防2020年疫情过后市场迅速过热的局面再度出现。自去年9月政策调整开始，房企拿地和居民购房都在向热点区域转移，可能推高热点区域的潜在风险。而三四线城市需要更多从供给端入手，因为人口流动趋势很难逆转，一味着眼需求端可能造成长期隐患。

　　四、 基建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相比，基建投资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只是局部地区的施工进度延误，不会面临前两者订单下降、现金流受阻等困境。并且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投资的可控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因此，基建投资仍然是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并且在疫情冲击下，基建投资扮演的角色将更为重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比如我国高铁网络的建设，无论从规模还是建设进度看，都是举世瞩目的，也极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大量的研究揭示了我国高铁网络的经济效应，包括高铁通车推动城市间经济协同发展、提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改善企业出口结构、促进服务业繁荣等。这些影响超出了人们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直观感受，也显著提高了我国经济潜在增速。

　　因此，应正确认识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基建当然要讲究效益，但是基建的效益不能只看直接的效益，还要看它的带动效益；不能只看它的短期效益，还要看它的长期效益；不能只看它的局部效益，还要看它的全局效益。据计算，2021年基建投资固定资本形成占当年GDP（不变价）的比例至少为8.39%。在不考虑乘数效应（基建投资拉动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至少带动GDP增速提升0.08个百分点。

　　今年我国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较为充裕。早在去年12月份，财政部就已提前下达今年1.46万亿元专项债额度。今年全年专项债额度为3.65万亿元，与去年持平。地方债发行也明显加快。1-3月，地方政府债券共计发行18246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其中12981亿元为新增专项债（占全年的35.6%）。而去年1-7月份，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平均每月只发行了全年额度的5.3%。各省市地方债发行安排上，上海更是明确表示将争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此外，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400亿元（去年为6100亿元），以扩大有效投资。

　　目前我国基建投资有不少项目储备。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且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农村人均公共设施投入仅为城镇的五分之一左右。今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重大项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建设重点水利工程、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能源基地和设施，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管网更新改造，完善防洪排涝设施，继续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可以说，今年将是我国的“基建大年”。

　　五、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总体来看，今年财政政策的部署强调更加积极有为。尽管今年赤字率比去年有所下调，拟按2.8%左右安排，这有利于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但财政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并未减弱。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由于疫情影响较大，财政政策援企纾困、兜底民生的作用突出，应加快落实。

　　减税降费是直接有效的方法。上亿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就业创业，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生。企业能生存，就业就有保障，才能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举措适合我国实际，也是行之有效的。2013年以来我国新增的涉税市场主体去年纳税达到4.76万亿元。

　　减税降费的规模从去年的1.1万亿元提高至今年的2.5万亿元，增加了1倍多。可以说，我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力度是比较大的，这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21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同时，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了可用财力。值得一提的是，2.5万亿元资金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对企业现金流给予直接支持。现金流改善有助于企业克服当前困难，焕发生机，增加投资。

　　六、 货币政策目前宜更注重数量型工具、积极配合财政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9.2%，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4.7%，M1增速比上月末高6.6个百分点，M2与M1增速的剪刀差明显收窄，这表明企业流动性增强。从信贷看，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97.8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 2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3万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但1-2月累计，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2621亿元。

　　从外部环境看，3月16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bp，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目前经济热、物价高，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7.9%，续创近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是否能有效遏制通胀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这一次高通胀主要是由供给因素引起的，而供应链很难通过货币政策紧缩得到疏通，加息反而可能使投资成本增加，进一步抑制供给。但面对持续的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有所表现，加息可谓是不得已而为之。

　　短期内美国加息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有限，因为美国加息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美联储后续加息与缩表的启动，中美货币政策背离加大，会带来中美利差的进一步缩小。目前，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差距已缩窄至0.2个百分点，与疫情以来2.5个百分点的高位相比，已大幅收窄，未来甚至可能倒挂，这些将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我国货币政策边际宽松的空间将受到一定挤压。因此，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宜更注重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以避免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对我国的影响。

　　从资金量上看，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和商业银行的贷存比，是衡量金融体系流动性松紧的两个重要指标。我国超准率去年年底为2%，比前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接下来还应关注今年一季度超准率的情况。商业银行的贷存比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今年2月份的最新数据为82.9%。而从资金价格看，2月份同业拆借和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均为2.06%，分别比上月高0.05个和0.02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并不宽裕。

　　财政发债，主要购买者是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保持金融机构流动性合理充裕。较低的市场利率也有利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都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物价不是宏观政策较为宽松的制约因素。今年2月份，我国CPI同比增速仅为0.9%，与上月持平，核心CPI同比增速为1.1%，比上月低0.1个百分点。目前CPI与原材料价格走势并不同步。2月，PPI和CPI剪刀差虽有所缩减，但仍高达7.9个百分点。与以往需求拉动型通胀不同，目前物价上涨主要源于外部，成本推动的压力较大。上游价格能否顺利向中下游传导，是决定目前通胀走势的主要因素。随着疫情有效控制和消费恢复，PPI或向下传导，今年下半年CPI可能回升。但目前我国CPI上升幅度有限，物价水平可控，长期通胀的基础并不存在。今年3%左右的通胀目标为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留下了空间。

　　总而言之，疫情对全年GDP增速目标实现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政策应对已更加成熟和积极。经过努力，全年GDP增速目标的实现可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原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