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唐建伟 刘学智
要回答以上问题，必须了解CPI是如何统计的，CPI中应该包括哪些构成成份，以及其权重设置的标准是什么？
今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但我国CPI同比却持续走高，据预测，11月份CPI同比上涨4.5%，创下八年以来新高。导致CPI持续走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食品通胀。比如2019年11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10.2%，影响CPI上涨约2.6个百分点，占CPI同比总涨幅的近三分之二。据此，有观点认为，猪肉价格这单一因素占比过大，影响过深，并不能够完整全面的反映CPI的实际情况。也因此就有人认为中国CPI的构成成分及其权重就有调整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CPI构成及权重设置是否合理？
首先，要回答以上问题，必须了解CPI是如何统计的，CPI中应该包括哪些构成成份，以及其权重设置的标准是什么？
为指导全球各国政府进行CPI指数的编制工作，2004年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统计局等国际组织联合制定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这一手册中规定：“CPI是用于衡量家庭为消费目的所获取、使用或支付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其目的是衡量消费价格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动情况。这可通过衡量一个质量保持不变和特征相同的固定的商品和服务的篮子的购买成本来实现。篮子中所选取的商品和服务能够代表家庭在一年内或其他特定时期中的支出水平”。正是因为编制CPI的初衷是为了反映一段时期内人们消费成本的变化，因而各商品和服务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自然就成为CPI篮子商品权重的制定标准。由于各国居民收入水平不同，其消费支出的结构差异也非常大，因而不同国家CPI篮子商品的权重也是千差万别。
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将不断升级：由最初的解决温饱为主的食品服装等生存型消费逐步向追求文化娱乐等服务性和享受型消费为主升级。居民消费支出的大头往往先由食品转向家用电器等家庭用品，再转向居住和交通支出、最后转向教育娱乐等服务性消费。这种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自然要求CPI权重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例如中国城镇居民的年均消费支出中，食品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50%以上下降至2017年的29.3%，相应的我国CPI构成成分中的食品类的权重占比也从此前的50%以上逐年下调至2016年的28.19%。但与美国相比，在2010年左右，美国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占比已经只有6.8%，所以其CPI中食品与饮料类权重也只有7.8%。
当然，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之外，各国消费支出结构也会受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日本和美国经济发展程度相当，但日本食品CPI权重为19%，比美国高出11个百分点。再如我国居民由于喜欢吃猪肉，所以猪肉在整个CPI中的占比一直远高于其他国家。
其次，我们再通过回顾中国CPI构成及权重调整的历史来看当前中国CPI的构成及权重设置是否合理。
我国CPI权重调整素有“五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的传统。最近一次大调是2016年，并且对CPI构成分类进行了调整，现在基本上沿用这次调整的权重。与上轮基期调整相比，这次调整后的目录和规格与国际标准更为接近，一些新产品、新服务纳入其中。CPI的八大类篮子中，原来的“食品”、“烟酒”合并为“食品烟酒”；原来的“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被拆分为“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和服务”中。根据已公开的物价数据测算，大幅降低了食品烟酒权重3.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权重下调了3.2个百分点。肉禽类价格权重下调了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权重进一步下调到3%以内。提高了非食品价格权重，其中居住类、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分别有不同程度上调。
2016年我国CPI中八大分项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食品烟酒28.19%、居住20.2%、教育文化和娱乐14.15%、交通和通信10.35%、医疗保健10.34%、衣着8.51%、生活用品及服务4.74%、其他用品和服务3.4%。同期我国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类占比30.1%、居住类21.9%、教育文化和娱乐11.2%、交通和通信13.7%、医疗保健7.6%、衣着7%、生活用品及服务6.1%、其他用品和服务2.4%。以上数据表明，近些年我国CPI权重的调整方向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基本一致，目前CPI构成及权重也基本与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构成相匹配，并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构成成份及权重设置问题。
评价CPI权重构成是否合理显然不应该以物价是否稳定为标准。否则，要稳定物价只要把涨价的东西剔除出CPI就可以了。稳定物价更多应该是稳定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而不是通过调整构成成分及其权重。当然针对构成占比高和价格波动性强的商品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对于稳定物价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
未来CPI权重调整方向仍将是食品占比下降，非食品占比上升。
我国CPI权重下一次大调将在2021年，在这之前不应对CPI权重有大幅改动。CPI同比数据需要有较为稳定的可比计算口径，如果频繁大幅调整权重，将导致同比数据缺乏真实性，从而失去意义。过于频繁的大幅调整CPI权重，也将影响到物价分析研究和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可能导致调控政策失灵。但这并不意味着2021年之前不对CPI权重做任何调整。如果现在猪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肉类需求出现明显的替代效应，猪肉消费量减少而牛羊肉等消费量增加，那么现有的猪肉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占比就过大，将难以反映消费结构的实际情况。那么，可以在2020年初对猪肉价格权重下调，而对其他肉类食品价格权重相应上调。
从未来CPI权重调整来看，整体上仍将延续过去两次大调时的趋势。2021年大调的时候仍然需要将食品权重下调，而非食品权重上升。我国居民肉食结构逐渐多元化，猪肉的权重仍将逐渐下降。随着消费升级和新型消费领域增长，居民消费中的各类服务、旅游消费、信息消费等的比重逐渐上升，因而这些类别的非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也需要逐渐提升。通过这样的调整，未来我国CPI的成分结构将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近。当然，前提条件是我国经济发展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促进消费结构逐渐与高收入国家相接近。
核心CPI应成为货币政策关注的目标。
从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未来核心CPI将越来越有政策意义。CPI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波动更是因为农产品生产供给的周期性特征，大起大落是其基本表现，所以国际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以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为政策调控的目标，这也应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改革的方向。避免因为CPI的大起大落导致货币政策的宽松不定，影响市场预期同时也导致市场波动。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者)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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