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最近有两个过去一直提的官方词汇不常提了，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个是“战略机遇期”。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大布局是否意味着可以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呢？可能并不是这样。
十九大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从准备起飞到起飞，再到大众消费和成熟社会，伴随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迁，还需要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历史赋予的时代命题。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等其他上层建筑不进行改革或者改革相对滞后，那么就很难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匹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如果一味的发展经济，一味的推动生产力，制度体制和治理结构没有相应的变化，注定会引发经济对政治和社会体系的风险反噬。这就需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匹配。保住四十年来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应该是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目标之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起飞阶段，年均保持9.8%的增速，创造了发展经济体的奇迹。四十年，差不多是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人口周期。在通过要素红利实现了速度型和增量型增长完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起飞阶段任务后，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减速降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完成从高速度模式向高质量模式，从增长型社会向现代成熟社会的转变。所谓跨越后发展时代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建国后摆在执政党面前命运攸关的第三次重大任务。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次是新时代社会主义转型，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历程。本质上是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拓展，是改革的重心从经济领域向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的跃迁。
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过去很多改革措施都是临时性、过渡型的，比如双轨制和土地财政。按照改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改革初期这些过渡性手段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是帕累托有效的。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些临时性过渡型举措的社会成本开始大于收益，开始变得不经济或风险过度积聚，比如双轨制带来的套利、投机和腐败，土地财政造成的房价扭曲。要想激发内生的结构性力量，摆脱政府外生力量的扶助和刚兑，或者建立一个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成熟社会，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实现现代化。
我们需要在一个判断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依然是个改革转型中社会。但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改革，是为了完成社会定型，恰恰是不再需要改革，就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不再战争，革命的目的是杜绝革命。一个成熟社会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再需要费尽心力不断的改来改去，而是在一个完善的现代经济和社会治理结构下，可以健康稳定的运行。如同德鲁克评价一个成熟企业的标准就是“平静无事”。并不是说存在一个永远一成不变的经济社会结构，任何制度在熵增的现实体系里都存在周期，但是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可以大幅降低改革的频次，也就降低了社会动荡和风险的可能性。亨廷顿在他的经典著作《变化中的社会秩序》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建国7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一直处于调整和转型过程中。从大的历史逻辑来看，是举国体制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的探索和试错。前三十年，国家安全是主题，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自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后四十年，终于意识到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紧绷的举国体制就自然可以放松，放下心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路径采取了阻力最小的增量改革，主要是特权阶层赎买和摸着石头过河。但设计师们在很早就意识到了，单单在经济层面进行改革是不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必须同步，否则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约束还感受不到，但是在高速增长了四十年后的后发展时代，当经济领域可以摸到的石头越来越少，好啃的骨头越来越少的时候，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必须要突破的领域，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很多领域也走到了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收入和大部分主流先进技术依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离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还有不少的距离。现代社会具备的法治、民生、信仰、公共生活、社会保障、冲突调和机制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直接决定了社会风险对经济风险的隔离能力，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对外在冲击的弹性和张力。看看那些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当发生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并没有传染和恶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这就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防火墙作用”。而很多不成熟的国家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当他们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研究的课题。
看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无论是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还是债务危机，虽然也引发了“占领华尔街”和游行罢工等社会波动，但基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大多数也不过是日常的社会公共生活之一。这些相对成熟的现代国家，在管理经济和社会风险方面往往允许小幅度的波动以释放短期社会矛盾，防止累积成大的社会危机。这源自于它们的社会预算硬约束和成熟完善的法治民生保障体系。当然，当前这些国家的社会运行系统的熵增也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也迫切需要革新和出清。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已经将工作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无论是地方考核淡化GDP情结，还是发动三大攻坚战，都是对过去过度发展经济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的补偿。然而任何改革政策的实施都存在社会成本，在这些社会治理运动过程中，对现代经济运行规律造成了一定的扰动，形成了“中央政策精神是好的，但在执行层面出现了扭曲”的奇异现象。比如去杠杆引发的民企倒闭潮，环保治理造成的猪周期悬崖等等。这些奇怪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出了问题。
最近有两个过去一直提的官方词汇不常提了，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个是“战略机遇期”。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大布局是否意味着可以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呢？可能并不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没有变，我们应该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只不过这个战略机遇期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外延。我们的中心工作依然是发展经济，国内外的很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我们应该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不过这里的“经济发展”不再是过去的粗放式、速度式和外延式发展，而是以创新和内生动能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应该在法治、民生、社会保障、对外关系、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首先应该是保住四十年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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