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促进国内消费战略面临的约束及对策分析

2023年11月22日09:05    作者:刘金贺  

  摘要: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各领域处于恢复上升阶段但修复的速度和力度仍弱于预期。由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领域的投资进展趋缓,贸易前景受国际产业链重构和地缘冲突的影响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将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内生性增长模式。目前我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面临着居民储蓄率较高、货币政策调节力度转弱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波动较大等现实约束,国内消费战略的实施在实践中需要从消费政策支持、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和消费业态系统性培育等方面综合发力。

  一、依托消费是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从国家战略层面,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源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结构形态上看,随着内需中投资边际效应的递减,国内消费担纲内需增长的重要性随之增大。

  (一)以消费为主导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国家战略的要求。全球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分类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外生性经济增长模式和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二十余年里,得益于国际市场的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这段时间外生性增长模式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外生性增长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内消费占比的相对较小,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衡量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这一指标看,我国最终消费在GDP的占比在国际上尚处在比较低的位置。

  近几年来由于疫情和地缘冲突的变化,全球的投资贸易和产业链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向内生性模式转变的迫切性日益凸显。从近期的经济数据上看,国内投资因房地产行业下行而有所减弱,我国对外贸易也呈现出调整的趋势,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向以内循环为主导模式的转换,国内消费战略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二)从国内经济结构形态上看,随着投资增长拉动边际效应的递减,消费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国内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我国内需的主要构成,前者具有拉动经济增长力度可控和见效快的特征,而后者的培育则相对困难和缓慢。追溯以往历史轨迹,在过去历次经济波动周期中我国大都采取了加大基建投资和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等刺激手段,对熨平经济波动周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近年来随着投资对增长拉动边际效用的递减以及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的积累,继续沿用以往加大投资为主的财政金融措施,其效果将有所减弱。事实上,在本次宏观经济修复节奏弱于预期的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应该说是在对我国目前经济结构形态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决策,不以短期的经济增长为施策目标,而希望通过激活国内消费市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居民储蓄率较高不但制约当下的消费增长,同时也有由于投资边际效应的减弱也限制了储蓄转化为未来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潜力,且在低通胀环境下央行利率政策对居民储蓄调节的能力有所减弱。

  (一)预防性储蓄是导致我国居民高储蓄率一个重要原因。预防性储蓄是指当消费者预期未来存有更多不确定性时,通过削减当期消费而将财富转移到未来消费的储蓄行为。一则是国内的社会保障网覆盖尚有待完善,为教育、医疗储蓄成为很多民众的习惯;二则是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结构家庭少子化现象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亿人,比2021年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自196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首次进入负增长区间。随着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呈现了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发展趋势,导致我国居民家庭传统上依靠子女养老的格局难以持续。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很多家庭着手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实际的储蓄率数据也反映了我国居民储蓄的这一特点,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要明显高出很多。

  (二)在目前经济形势下高储蓄未来向居民收入增加的转换能力变弱。通常宏观经济层面,国民储蓄是未来财富增长的基础,它通过将当期部分可供消费的资源转用于投资,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收入。正常的经济周期下,储蓄在想向投资转换的过程中,不但增加了未来的产出还在投资过程中增加了就业,对提高当期和未来居民的收入是有利的。然而,这一转换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并不总能产生正向的宏观经济效应。例如,经济学上有一种称作“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的现象,意思是节俭(往往伴随着高储蓄)虽然属个人美德,但从宏观经济层面,如果节俭带来的储蓄没有转化成有效的投资,则整个社会的生产产出的效率会不充分。举例来说,当一个人选择将100元去银行存起来而不会用来去餐馆消费掉,那么餐馆从业者的收入就会减少,进而这些人也会减少其消费。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消费形成了另一个人的收入。这一过程的连锁反应就在宏观层面形成了消费萎缩的凯恩斯乘数效应。个人节俭储蓄过程的宏观结果之一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总收入以及个体收入的下滑,再进一步形成了社会总储蓄的下滑。从综合结果上来看,个人短期储蓄增加带来的反而是长期储蓄和收入的下降。

  由前述分析可知,“节俭悖论”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储蓄本身,而是当期储蓄在后期形成的投资产出转化效率太低之故。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波动周期特征来看,过去十多年来政府和民间投资的力度很高,继续加大投资所产生的预期边际效应呈递减态势,且随着债务的积累投资的风险则不断加大。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高储蓄对当期消费减弱的不利影响会远高于其远期带来的投资回报。从这一意义上看,实现高储蓄向当期消费的转化对整体经济生态的改善是有利的选择。

  (三)当前形势下央行货币政策对储蓄调节的有效性相对较弱。正常情况下,一般居民储蓄受银行存款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高居民储蓄意愿也高,反之亦然。从世界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上看,降低存款利率是将储蓄资金引向消费市场比较直接和有效的选择。然而,利率调节储蓄做法的有效性同所处的经济周期和环境密切相关。在大众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大和经济前景较悲观的预期下,利率政策调整很多时候并不能起到有效提振消费的作用,甚至会出现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即在名义利率很低乃至于接近零的市场环境下,人们仍然倾向于持有现金或者储蓄而不愿意进行投资或消费的现象。例如,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的低迷和通缩的持续,日本央行采取了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政策,但受老龄化和持续通缩等因素的制约,仍然难以改变国内高储蓄和消费低迷的现状。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某些因素如人口问题、高储蓄率问题和房地产投资由高速发展步入调整期等等,同日本经济有很多类似之处。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单依靠调整货币政策调整储蓄和消费的有效性相对不足。由于产生流动性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居民和企业没有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促进国内消费应考虑从政策、劳动力结构以及消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考虑。

  三、以现阶段消费相对低迷的成因为出发点,在促进国内消费的对策上应从消费政策引导、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等方面入手,通过提升青年就业率和改善劳动者收入结构,提升居民部门的整体消费潜力。

  (一)强化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支撑,促进居民在大宗商品、服务和新型消费产品等领域的消费行为。近一年来,从去年10月份的全国两会开始,以双循环发展战略为指引,中央和政府主管部门陆续密集出台了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如今年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对稳定汽车和住房等大宗消费,扩大餐饮、文旅、体育和健康等服务消费、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数字和绿色等新型消费,都给出了可落地的具体政策。这些措施将从宏观政策层面对于促进我国国内居民消费形成长期支撑。

  (二)调整劳动市场劳动力结构,增加就业率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的现状之一是较高的青年失业率(统计局今年7月份公布的最近一期我国16-24岁青年6月份的失业率为21.3%,此前的几个月该数据也出现了逐月走高的现象),同时由于社会养老金缺口压力的影响要求劳动者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也在不断酝酿。这一格局实际上对当前提振消费战略的实施是不利的。一则由于青年人是消费市场的主要人群,较高的失业率严重限制了这部分人群的消费;二则对于临近法定退休的人群而言,工作的压力和时间的约束也限制了这一部分人群对诸如娱乐、旅游和文化消费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故而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适度缩短这部分人群的退休年龄门槛,这样一方面可以腾出更多的劳动岗位以部分缓解青年失业率高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这部分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这一设计表面上看似乎因部分人群的提前退休而增大了社保支出的压力,但实际上由于此举改善了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和提振了整个消费市场,整个社会的税基亦有所改善,进而可以提高社保的来源,形成整体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

  (三)改善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我国以往经济结构的特征上偏重于重资产、重投资的模式,依靠大量的基建投资和各种重资产业务拉动经济增长。虽然这种模式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具有短期内就能看到明显效果的优势,但长期来看这一模式因其资金密集型的特点,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比较有限而且容易引发债务问题。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史轨迹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具有属于轻资产重服务的特点,是吸纳社会就业最有效的方式。就其发展现状而言,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呈现了逐年改善的态势,但总体占比尚不足60%,同发达国家80%左右的占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消费同就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产业结构的改善有助于改变当前消费不足的现状。

  四、国家促进消费战略的实施将为消费类产业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消费产业供需两端和流动市场的融资有望进一步扩张。消费政策引导下消费行业的发展、劳动力结构变化对消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产业变化对消费业态的引导,都为信用评级行业发挥积极资本引导作用开辟了空间。

  (一)顺应国家消费政策导向,加大信用评级对消费产业的资本引导。消费类产业如食品餐饮、医疗保健、数码产品、汽车、商业零售、文化旅游和体育等,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政策支撑的大背景下,未来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与此同时,同消费类产业相关的融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反映在债券市场上,这类行业债券的级别也会随着市场前景的明朗而有所改善。评级机构在级别评定时亦应考虑这一市场前景的变化,引导资本向此类产业流动。

  (二)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强化对针对不同消费者类别的消费金融产品的评级研究。针对终端消费者的消费金融和消费信贷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融资机制。消费金融公司可以通过发行相关的消费金融债券,募集市场资金来实现对终端消费者的金融支持。目前由于我国居民受预防性储蓄等消费习惯的制约,消费金融尚处于发展阶段,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改善,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网络的健全和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未来消费金融的市场空间会不断拓展。评级机构应加强消费金融类债券的评级研究,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终端消费者基于征信和消费行为的评价,助力金融对终端消费者的支持。

  (三)助力消费市场业态的系统性培育,加快消费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消费市场环境是衔接消费产业供给端和终端消费者需求端的重要环节和机制保障。供需双方的良好信用是保障消费市场环境健康发展的关键。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借助消费动态大数据监测平台系统,及时跟踪消费市场中产业、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开展消费前瞻指数研究和编制,加快消费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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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大公国际作为中国国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拥有独创的评级方法和评级技术,科研成果丰富。)

责任编辑:赵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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