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2019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问题是在于，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并不集约，更多依赖外延扩张和负债增长，是速度依赖型的，同时仍然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增速一旦掉下来，大部分企业就特别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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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基于对一句流行语的思考而展开——“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去年也有这样说2018年的。类似的流行语还包括“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洗洗睡了”等等。

　　这些流行语代表了一种担心和焦虑，且不断蔓延。

　　上周一家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演讲刷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过程存在大量结构性原因，且没有结束，真正的问题是老龄化明显加速，在2027年后会显著加速。因此未来10年的增长中枢不大可能高于5%，如果处理得差，就将面临保4%。所以宏观上想法不要太多，对经济企稳反弹，对新周期不要想太多，要接受现实。要自下而上，埋头苦干。

　　上周四在深圳和张维迎教授交流。他也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即外国企业家在前面创新，中国企业家模仿套利，但当套利空间和模仿空间越来越小，就要从套利走向创新。而创新在技术和商业上有高度不确定和长期性，经济增速不可能像套利时代那么高，指望回到8%是不可能的。

　　其实经济学家在阐释增速下行时，更多是一种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表达，并不等于他们对未来就很悲观。因为以中国目前的规模，增速慢一点，增量仍不小，只要发展是健康，可持续，创新驱动的，并不需要特别担心。何况中国的增速在大型经济体中还是最快的。

　　减速时刻并不是至暗时刻。如果未来10年中国经济能够做到——每年增量保持正增长、增速超过通胀率两三个百分点、增长方式更加集约高效、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定提高，则即使这10年增速下到5%甚至4%，也不能得出“2019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的结论。

　　根据不少国内外机构测算，中国的名义GDP到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未来10年中国经济是越来越差、连2019年都难以超越呢？

　　问题是在于，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并不集约，更多依赖外延扩张和负债增长，是速度依赖型的，同时仍然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增速一旦掉下来，大部分企业就特别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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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过去两个星期从北到南走了一些城市和企业，深感增速下行带来的问题，如安心与信心的问题，资源配置不公平固化的问题，传统供给不适应新需求的问题，行业集中度提高带来的洗牌与淘汰问题。

　　举几个我听到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家年销售额1500亿元以上的民企负责人说：“我对中国前景是看好的，但在经常接触的企业中，我属于少数派，很多人说我是‘左派’，因为他们都不是很好过。”

　　一家年销售额2500亿元以上的民营钢铁企业负责人说：“我们做大了，很多同行倒下了，我老家是一个地级市，不锈钢最火的时候有100多家企业，现在基本都没有了。”

　　一位曾在政府工作的人士说：“很担心的一个情况是，政府越来越多地进行资源配置，像资源总包商，央企、大国企是一级批发商，民企都在下面。很多资源不敢给民企，怕有私相授受嫌疑。越往下，资金成本越高，而且还很难拿到。”

　　一位做地产投资的企业负责人说：“今年企业缩减办公面积、退租的情况比较严重，P2P集体倒了，一些拿了B轮、C轮风投的科创型公司也在退租，去年则是影视公司退租。物流仓库的需求也在下降，客户续租时不再扩大面积，我们想提租也没谈判能力了。购物中心、中等酒店的情况目前还可以。”

　　一位了解电商行业的人士说：“现在有些电商在促销日的价格比之后售价还高，比如促销时产品价格是2000元，促销后是1800元，消费者肯定选择24小时后退款、再买，这就创造了两次GMV（网上成交金额）。”

　　我还听到，由于增速不佳，地方领导为了不被某某城市超过，先算定必须完成的数字（如增长8%），然后向下摊派，区里再向企业摊派，“数字注水”。有些报给政府的数据明显被美化，一家房地产服务公司负责人说：“我们要给领导面子，写字楼租金价格事实上跌了百分之四五十，我们只报百分之一二十。”

　　我的采访调研基本在发达地区，这里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很难说能好到哪里。微观转弱变差，则地方征税压力增大，债务增加，财政困难，银行不良资产压力攀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大力刺激呢？一位大公司的CFO说：“如果是货币刺激，过去的经验就是，钱一定通过‘政府-银行-开发商’的逻辑释放，房价上涨，成本更高，而现在强调‘房住不炒’，不可能大放水。没有泡沫，日子会苦一点，但这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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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中国经济一向有信心（本文第四部分会再阐述），所以对“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一直不以为然。前不久一次公开演讲中，我还说，历史将证明这只是笑话。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规模）10年间每况愈下，这种案例并不多。“二战”后东亚多个经济体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人均GDP目前只是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劳动生产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多，还有相当的提高潜力，特别是“质”和效率的潜力。

　　但最近的这些观察，让我开始思考：假如2019年真的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也就是说我们会陷入10年低迷，这在什么情境下才是可能的？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了，从增速看，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下降的，但“下”不等于“差”，而是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结果。历史上有些“上”，狂飙突进，不计代价，结果一地鸡毛，说明“上”也不必然都是“好”。因此，经济增速下台阶属于“可以接受的应然”。

　　什么是我们要力避的差的状况呢？从世界经济历史看，10年低迷的情境，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一是资产市场过度泡沫化，崩盘后长期低迷。典型的如日本。日本泡沫经济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1985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以1980年指数为100），1988年涨到334.2，1990年东京都的地价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土地价格。此后泡沫破灭。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1月1日“公示地价”显示，与1991年相比，全国平均住宅地价下跌了46%，回到1985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下跌了约70%，是1974年后的最低水平。另有数据表明，从1992年到2003年3月，日本全国金融机构冲销了近100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

　　二是爆发重大经济危机，复苏需要漫长时间。1929年10月24日由纽约股市大跌开启的美国大萧条，被认为是人类遭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1929年美国人均GDP为850美元，连跌4年到1933年的449美元触底，至1941年达到950美元，花了12年才超过1929年的水平。即使以实际GDP总量计算，1936年也才超过1929年，花了7年时间。

　　三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意思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很容易停滞和徘徊。典型的是阿根廷，1977年到2018年人均GDP的复合增速仅为0.63%。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包括创新的瓶颈、传统增长方式的失灵、贫富悬殊与社会严重分化、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有效性、寻租腐败猖獗、法治建设滞后等等。

　　四是长期陷入战乱、种族或者宗教冲突，社会严重不稳定。如伊朗，2008年人均GDP为5630美元，2018年为5491美元。如阿富汗，2010年人均GDP为543美元，2018年为520美元。都是10年不涨反跌。落后经济体不仅经济是落后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是落后的，有些国家的治理能力甚至处于瓦解半瓦解状态。

　　五是偏离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主航道。如“文化大革命”。历史已充分证明，党的决议也早已指出，“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大体保持了一定增速，但给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改善微乎其微，无法延续，只能改革。（见下表。出处：王小鲁《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前的GDP、工资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注：表中金额为当年价格，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工资和城乡收入增长率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得到。1957年前无居民收入统计，该时期收入增长用消费增长数据代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第22页、（2010）第8-24页。

　　总结一下，经济过度泡沫化，爆发重大危机，陷入“向上上不去、下面又受挤”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长期不稳定，偏离经济发展主航道——在这些情况下，都是可能出现10年低迷的。这些情况中的每一种都会诱发重大系统性风险，如果出现并发，就会走向国家的失败。

　　当然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外部世界出现严重的冷战或热战。这种极端情况多年没有发生。古话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作为一种“情境学习”，这种局面也应纳入战略预判。中国追求和平发展，要尽全力促进外部环境的和平。

　　未来10年中国会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呢？我的答案是不会。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前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以人民为主体、积极发展、稳中求进、求新求好是基本态势。现在需要的是在百年大变局的新背景下，增强忧患意识，正视问题，洞见隐患；察于未萌，止于未发；稳定预期，激发活力；凝聚共识，共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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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最后这一部分，我会将同样是在最近调研采访中受到触动的一些细节，和大家分享。

　　中国平安的一位朋友说：“上周我见到曾在平安工作过的一位外国银行家，他在平安干了7年，后来回到英国。他告诉我，非常怀念平安，他脾气急，但回到英国对下属没有办法下指令，只能商量这件事能不能做，如果下属不同意就不能做。而在中国，员工非常投入，有高度的纪律性，执行力很强，充满奋发精神，有一种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

　　一位经济型酒店的管理者说：“酒店服务员很辛苦，待遇也很低，一个月3000块，不包吃不包住，但她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深圳这样的地方还是能活下去。由于待遇低，大概四五个月就换一茬人。但她们还不是最低的，麦当劳、肯德基的服务员一个月是1600块钱、1800块钱。我也想给酒店服务员加工资，目前她们的工资加社保一个人一年我要付7万块，10个人就是70万，如果加几十万，我的利润就会少一块。你问流动性大是不是问题？倒不是，这要感谢改革开放，中国有大量熟练的劳动力，比如看简历，在铂涛酒店干过的不用考试就可以来了，一来就能上岗了。”

　　一位深圳创新型制造企业的创始人说：“深圳和珠三角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制造体系和配套，你在硅谷有个创意，要变成硬件需要几个月，在深圳只要一个星期甚至几天。因此创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深圳的制造成本在上升，要转移，很多转移到内地。比如立讯精密，这是一个让富士康都感到压力的企业，到湖北恩施去投资，要招工一两万人。工人的底薪1500元，做六休一，加上加班费和奖金，一个月收入是3500元到4000元。这就帮助当地不少家庭脱贫了，而且那里机会不多，员工特别稳定。政府也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招工。”

　　一家高科技企业研发部门的总监是女性，她说：“我们企业因为有底层技术的创新突破，蒸蒸日上，订单做不过来，但我看网上很多文章都说经济不行和衰退，看的心态很不好，所以现在只要一看到负面标题，我根本就不打开。”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是一家有20人左右的社会组织，秘书长白虹在金融业干过20多年，曾任中国工商银行釜山行行长，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全球大客户副总裁。多年前，白虹开始一边做金融一边做公益。做着做着，发现思维再也回不到用挣钱的单一指标来界定成功的框框里，于是在2016年全职投身公益，并鼓动一批青年才俊加入，开发上市公司义利并举的价值评估体系。基于这一体系，博时基金很快就要发行“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产品。她们在南山区东滨路一个满是创业公司的大楼里有两间挤得满满的办公室，她和9个员工挤在一间，她本人过去几年是零薪全职。很多人说她做科技金融多好，为何要误入歧途，“不着调、不靠谱、不赚钱”，但她觉得，她开始多维度地考量人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阳面与阴面，在我的视野里交叉出现，都是真实的存在。有风华正茂一往无前的创新成功者，有怀着梦想跌打滚爬的创业探索者，有踏踏实实天天加班的本分者和耐受者，也有在怨声、无助、抑郁中的挣扎者和落魄者，还有贪婪依旧只是更加巧妙和隐蔽的寻租者。

　　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我要带给读者什么？虽然调整是痛苦的，有些东西是不公的，让人失望的，但我总是能从身边，从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普普通通的人们那里，感受到我们民族仿佛与生俱来的创业、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化特质，它构成了经济增长背后坚强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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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观察。在之后的“大视野”中，我将从实例角度和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中国创新的新力量究竟在哪里。在经济增速下行中，我看到了许多清晰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经济压力很大，企业困难很多，委屈也不少。希望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实施者多了解实际情况，焕发同理心，不要从口号到口号，不要不兑现对企业的承诺，或者只是“一刀切”。现在还有不少辗转腾挪的空间和余地，可以做很多建设性的、有针对性的工作，不要忽视和漠然，最后让那些心中有结的企业彻底失望。而着眼长远，推动法治化、市场化、普惠化的制度变革，这更是省略不了的，而且越早越好。

　　过去的增长，是在基础薄弱、基数很低背景下的增长，一马平川，是“奔”的阶段。

　　未来的增长，是在传统红利下降、创新红利有待挖掘，甚至简单创新已经不够，需要进入复杂创新、底层创新、科学创新背景下的增长，山路崎岖，是“登”的阶段。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沧海横流方显英雄，这是成就伟大经济体的必由之路。不可能轻飘飘就过得去的。也不可能靠“金融化繁荣”达成。

　　在这关键时刻，让我们做愿力的使者，用勇气、韧性、创新找到价值提升之路。劫火不能侵愿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皆有怨，怨皆有因，需要排解。但不要把怨气变成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你唱空外界，也会唱空内心，你唱衰周围，也会唱衰自己。倘若弄得人人不安，人人有惧，那说不定2019年真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愿中国未来如此。我们全部的努力，应该是为了明天更好。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