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李立红 数月来由于股市大辩论，被媒体格外关注的经济学家吴敬琏，3月9日，在京丰宾馆召开了媒体见面会。吴敬琏称他并没有沉默，“在争论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正常的，不必去讨论。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是要根据自己的行动，由公众来评价，一天到晚讨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思。”会上他谈了近期主要在西安、成都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的考察，言外之意，暂时的沉默是因为无暇顾及。

　　这样的指责很严重

　　在这场争论中，由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众多媒体介入，辩论在不断地升级，人们都试图去揭开经济学家言论背后的利益关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提出：吴敬琏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是中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摩根士丹利在世界上大唱空，吴先生也在唱空，这是否暗示着吴敬琏和摩根士丹利有着利益关系？

　　吴敬琏虽然简单地回答了“没有”，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但还是耐心地解释下去。

　　中金公司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中国建行，第二大股东是摩根士丹利，第三大股东是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公司，第四大股东是香港的金融、工商界的人士，第五大股东是中国国有的技术投资担保。中金公司是一个投资银行，中国政府倡议设立的规范银行。这种银行在日本叫证券公司，在美国叫投资银行，在英国叫商人银行。

　　中金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并不对它的每一个股东的行为负责，现代的公司往往有上万、上百万的股东，这个法人实体与股东之间是有权限的。吴敬琏说他是中金公司的雇员，并不是摩根士丹利的雇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建立中金公司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组织需要规范化，要符合国际规范。所以要建成股份化、国际运作的公司银行。

　　吴敬琏举了一个小例子来说明，摩根士丹利在技术方面对组建中金公司的支持。他们初建中金公司时，在各个部门之间都建立了防火墙。作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也只管研究部。其他如投资部、交易部等部门都是独立工作。

　　去年中国许多大的国有公司的改组过程，都是由中金公司来做的。最早的有中国电讯(现在叫中国移动)，1997年上市主承销是中金公司，后来的联通、中油、中石化、宝钢，还有一个增发股票的康佳，这都是有中金公司来做主承销的。

　　研究部的工作不能根据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来做决定。因为做主承销可以从客户那儿拿到许多内部信息，但是研究部的工作不能靠内部信息。因为这样容易误导。一个公司替不同的上市公司做融资顾问，做全国协调人，做主承销，他的每一个小组之间都要有防火墙。不然的话，信息易相互泄露，而且有利益冲突。比如中油、中石化都由中金公司来做主承销，在研究过程，双方的信息如果给对手拿过去了，这是不行的。

　　摩根士丹利如果在全球唱空，那么说摩根士丹利是个搞投机的。而我们知道摩根士丹利是做投资银行的，不是搞投机的。如果他老唱空的话，他又来做我们国有企业主承销，这有问题。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指责，如果是有根据应正式提出来，要求摩根士丹利回答，为什么唱空，为什么又到我们市场上来做主承销。

　　如果摩根士丹利回应，他就会找散布舆论者。在一个法制国家，这种问题会引起法律问题。我们不能去评，这个问题应该由提出问题的人正式提出，要求摩根士丹利回答。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吴敬琏是长期关注市场化研究的，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难点、应该如何推进，是他二十年来一直谈的、研究的问题。

　　一个有名的观点，能够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1999年以后，中央做出了国企改革的决定之后，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推进得比较快。核心就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很复杂，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是个很复杂的体系，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英美式的体系。除了主要依靠三个有形组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以外，利用证券市场来监督和激励经理人员，监督很常用的方法就是恶意收购，恶意收购以后改组董事会，把CEO炒走。激励的一个最通用的办法就是期权制。用证券市场来加强有形组织，来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有一个健全的证券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激励和监督我们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让他好好地为股东服务。吴敬琏又一次激动：我们不能不着急，光从国有企业改革这个观点来看，就很着急，因为我们的股价和公司业绩脱离了关系。像这样一个证券市场不由人不着急，有的中小投资者在网上批评我，吴老先生你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大，好像带有感情。这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的兴亡的大事，不可不带有感情。我们要加入WTO了，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没有建立起来，你怎么去跟外国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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