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民众不满我国教育现状 公平问题为关注热点(7)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全国扶贫状元”陈开枝为推动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陈反复强调：扶贫先扶志，教育是根本。他从创办教师培训中心入手，大力拓展师资力量。新建或扩建学校200多座，特别是发动香港祈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磷基先生捐款2000多万，新建百色祈福高级中学，成为广西省区级示范高中的样板；香港日成玩具有限 公司董事长郑柱成先生捐助1200多万元，台胞王永庆之子王文祥先生及宗教界人士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陈开枝个人资助了45名学生。

　　陈认为，教育就是生产知识的手段，而一个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功的方法，取决于他们如何调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教育资源。

　　中国教育“怪”现状

　　中国教育资源过分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导致目前中国的教育状况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状。首先，国有资本的一家独大给民营资本的进入设置了障碍。并且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有更多计划性的色彩，所以无论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间，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分配不合理现象。

　　2003年教师节前后，全国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组织者为农村教师安排了北京优质学校的参观活动。几位代表参观了一所学校后，说什么也不想继续看了。一位来自青海的小学校长坦率地说：“因为和我们农村学校、民族地区学校的差别实在太大了，根本没法相比，可能永远也赶不上。”

　　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

　　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海原县的斗沟村，记者看到村里唯一的教室已经是危房，这间没有窗户的教室用泥坯搭成，所有的课桌因为缺少桌腿都必须顶着墙放置。一间教室包括了预备班到四年级的学生，老师授课，就是对着全部孩子来讲课。唯一的老师因为学生拖欠每年60块的书杂费，还必须自己种地来养活一家。

　　类似斗沟村的地方，在西部地区还有不少。宁夏、新疆、青海的小学危房率分别达到4.2%、3%、4.3%。地方经济不发达，仅靠民间资本，政府不来投入，他们的教育只能办成现在的样子。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与城市的办学差距的确“永远”也赶不上。即便在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增幅较大的也是城市教育，农村教育投入虽然在增加，但是幅度较小。以贵州为例：1994年至1999年间，贵州城镇初中生教育经费增长137.82元，增幅为35.99%；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同期仅增长88.55元，增幅为29.36%。与此同时，上海城镇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增长966.84元，增幅为55.22%；上海农村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增长978.91元，增幅为81.26%。

　　从区域上来看，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中西部之间，教育投入多寡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80%的人占有20%的资源，20%的人享受80%的资源，其中的不平衡恰恰需要政府来调节，这是包括分税比例，财政转移支付等一揽子制度设计。它们必须向农村倾斜，向西部倾斜。现在，越是地方财政少的地方，不仅是教育投入不够，各种国家政策扶持也很少，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除了投入不足外，城乡间的不均衡还包括教育各项政策产生的不平等。比如，外来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在我国各大城市都需要不同数额地交纳借读费，究其原因，因为分享了城市儿童的教学资源。例如，福建省发出《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招收借读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外地户口学生借读费标准(不含学生正常交纳的杂费和代办费)为：小学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800元，初中每生每学年最高限额1300元。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就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所以，根本上说，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结果。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就指出：“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城市人，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从粮油供应、医疗、住房、劳保，直到教育，城乡的不平等体现在各项福利制度中。”

　　有调查显示，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仅次于疾病)。近几年，每到高考发榜，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农村的学生家长因为不能交纳学费而自杀的消息。

　　教育层次的资源倒挂

　　我国的教育投入长期徘徊在财政收入的2%左右，这是一个极低的投入水平，而其中大部分又给了高等教育，或者说非义务教育。在计划经济下，我国长期推行的是精英教育的战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就是这一战略的体现，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某个学术领域内，产生效益，取得突破，然而很明显这样的政策不是普惠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样的精英教育战略继续使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拉大。比如，从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单独给清华、北大各拨款18亿元，用于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姑且不论这样的高投入能否产生“世界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投入原本匮乏的情况下，把大量资金用于精英的培养，显然忽视了基础教育乃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益。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地区，很多完全中学开始放弃初中阶段的教学，改革成纯粹的高中学校。放弃初中教学的目的在于集中优势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在这一举措的另一面，是对初中阶段教学的不重视。初中阶段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经济效益要小得多；同时，不涉及高考录取率的问题，所以初中阶段的教育显然不是地方教育资源倾斜的方向。

　　事实上，精英化的倾向不仅让优势资源从基础教育向非基础教育转移，在同一层次上，出现了从普通学校向重点学校转移的情况。在湖南长沙，名牌高中择校费要1.5万元，初中1.2万元，甚至连小学都开始摹仿。在江苏盐城某重点中学，在停办初中后，把高中班级扩容到每年级30个班，按照成绩招收的学生数量却在降低，增加的招生名额都要佐以各种赞助费、择校费。

　　政府投资办学，就是让原本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来趋向均衡，而目前公办学校的改革却加剧了这一分配的不合理。各地的财政拨款，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存在差异。例如，重点中学享有非重点中学所没有的附加经费。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经过这样的政策倾斜，变得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只为少数人服务。

　　教育投入的重点化倾向，除了让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还直接导致了教育腐败。近年来，高校招生的腐败屡见不鲜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次两会期间，代表们关于教育公平的提案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取消重点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让优质教育资源能够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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