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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话”模式的鲜明特点是“一事一议”
本刊记者/曹然
4月15至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强调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承诺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并共同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中美双方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在安克雷奇对话后单独进行聚焦气候变化问题的对话，对双方而言都是方便和适当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前驻华大使博卡斯则认为，对话的成功也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意愿。“没有领导人间的相互信任，会谈不会达成这样的协议。”
“这种早期的‘重逢’是一种考验，如果它产生成功的合作，将鼓励中美在其他领域进行更多的努力。”包道格说。
图/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
“光靠中国或者光靠美国是不行的”
78岁的克里七年前就曾参与了中美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后的气候变化问题谈判。2013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为国务卿后仅一个月，克里就访问了中国。他后来回忆，这正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哥本哈根失败了，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所以我的第一次会面是要和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要得到的承诺是中国的承诺”。
2009年，旨在达成全球减排承诺的哥本哈根大会以各国谈判破裂告终，气候变化谈判也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僵局。
克里深知全球性共识极难达成，因此他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就先和中国及欧盟间达成多项双边、小多边声明，提前协调一致了主要排放国目标。此外，新大会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征求了中欧等方详细意见后，美国政府在具体条款表述上也做出很大改变。
2014年到2017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博卡斯参与了相关谈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双方对话的气氛“和近年的一些会谈完全不同”，不论在公开还是闭门场合都能保持友好沟通，美方不会以挑剔的言辞刺激中方，“那是真正的相互倾听”。
克里到访上海后，他与解振华这两位“老朋友”的会谈也重现积极的氛围。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回顾了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制定、通过、签署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双方既承诺强化各自行动，也表达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的意愿。有分析人士认为，《联合声明》回应了世界对当前《巴黎协定》落实具体问题的关切。
《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在今年11月的格拉斯哥大会前各自制定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军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与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一道，国际上还有温室气体中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等目标提法，这些概念在定义、标准、监测和盘点方式等方面，国际上尚未统一，使用不同概念和方法结果有较大差别，这正是需要政府推动国际合作的内容。
周天军指出，《联合声明》回顾了《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在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低于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1.5℃之内，这中间涉及许多科学问题有待回答，也需要两国加强科研合作。中美有长期、良好的气候变化研究合作基础，主要机构自1979年以来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全面合作，绝大多数合作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也不曾中断。
“《巴黎协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目标都是围绕着将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较之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并争取1.5℃之内；到2019年，历史增温已经达到1.07℃，要实现1.5℃/2℃温控目标，全世界还可以再排放多少碳？目前估算的排放空间高低之间的区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周天军说，这主要涉及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的敏感度问题、碳循环过程对气候的反馈等基础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需要建立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全球数据的监测、地球/气候系统模式的研发、以及支撑地球/气候系统模拟不可或缺的高性能计算机算力的提升等基础上，“光靠中国或者光靠美国是不行的，这需要全球合作”。
包道格指出，《联合声明》还展现了中美双方在第三国进行减排合作的潜力，即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在博卡斯看来，《联合声明》反映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在气候变化上的共同利益，即列举了两国计划在格拉斯哥大会前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农业等途径继续推动减排目标实现。“中美将借此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其他绿色技术以缓解国际需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图/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
“上海对话”的鲜明特点是“一事一议”
博卡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本次上海对话的成功展现了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实际需求，即美国需要以实际行动重新获得世界的信任。由美方主办、邀请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气候变化领袖峰会将于4月22日到23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届时拜登还将发布美国对减排的全新承诺。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拒不履行“到2025年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上排放下降26%～28%”的气候行动目标，并撤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近70项重大环境政策。截至2019年底，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比2005年水平降低12%，不到2025年减排承诺的一半。
而自拜登新政府今年1月正式就任以来，克里已经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的份访问多个国家。3月，克里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会见了欧洲官员。4月，他访问了阿联酋、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印度还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博卡斯建议，下一步中美双方可以尽快将“上海对话”模式复制到应对朝鲜问题和新冠疫情的对话中，而该模式的鲜明特点就是“一事一议”。
“克里只聚焦于气候变化谈判，因为他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特使，他不是国务卿，也不处理贸易争端。”博卡斯说，“现在的问题是，未来双方是否会让这些问题与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将碳排放问题与关税问题挂钩，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出现。”
责任编辑：陈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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