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所叙述的是一些名家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国有股减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绝不是“方案”。

　　一、科斯的观点：明确的产权界定是产权交易的先决条件这里的问题是：国有股减持是一个市场交易，那么交易之前应该解决什么？

　　张五常在《凭栏集》中讲述科斯定律的产生，科斯在一场名家云集的辩论聚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若一间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手段使工厂减少污染呢？”包括弗雷德曼在内的诸多高手毫无根据例外的赞同政府干预，但是科斯在三个小时的争论后依然屹立不倒------“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了，依然站立的只有科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而在于工厂是否有权污染邻居，邻居是否有权不受污染，权利归属也许次要，但重要的是要有“业主”，有清晰的权益界定，一旦界定了权益，是工厂也好邻居也好，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

　　不管权利归属谁，只要被界定了，在市场运做下，其污染程度都是一样的，“科斯定律就这么简单。”张五常说。

　　那么，这个看似无知的问题出现了：企业的国有股份权益归属谁呢？

　　二、吴敬涟的观点：是否归还社会保障欠帐，是比国有股定价更基本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国有股中是否包含了“国有”之外的权益，权益兑现孰先孰后？

　　吴敬涟近期在财经杂志中阐述国有股减持问题时是这样表述的：在国家承诺包揽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实行现收现付的情况下，职工的社会保障缴费在发放工资以前已经作了扣除。这笔钱积累在国家手里，用来兴建国有企业，职工不需要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这样，老职工的养老保障由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账户制后就势必出现“空账户”问题。

　　原来如此，企业的国有股劝中竟然隐含着职工权益，而股评家们的减持方案一旦实施，自然就会出现吴敬涟上面所谈到的“空帐户”，吴敬涟随后对这种后果作出了判断：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其他可以设想的办法，无论是由国家预算出资、征收社会保障税、由财政发行认可债券(recognition bonds)，还是发行彩票，都很难保持长治久安，因此用国有资产存量解决政府对老职工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乃是惟一现实的选择。

　　吴先生提出了国有股权归属中一个证券从业者很难考虑到的问题，并且国有股减持居然涉及“长治久安”，当然，吴先生的“长治久安”四字在这里指的是社会保障机制而言，但是吴先生的忧虑远不止于此。

　　三、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社会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

　　这里的问题是：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是必须考虑的吗？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凯恩斯的研究对象，解决需求问题的根源在凯氏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则宣称舍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还有很多，其中曾被忽视的一个就是福利和社会保障，大萧条造成的大量事业对政治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家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之后大量失业再度出现时，包括霍氏自己都确信社会紊乱将再度发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混乱并未发生。

　　社会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这是霍氏反思的结论。笔者有幸在97年中欧MBA的中国经济课程上聆听吴敬涟先生的卓见，当时吴先生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忧心忡忡的确让我觉得有点多虑了，而数年后在江西爆竹爆炸事件后农民们的话却让我猛醒。稳定的局面比短期变现的收益更为重要。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健全，如果错过了国有股减持这一大好时机，我们会付出更多的成本。这一点，吴先生《方案》一文也有详细的阐述。

　　四、张春霖的观点：国际经验表明，私人产权并不一定能引至经济效率，关键的约束条件在于公司智力结构和相关制度的有效性。

　　这里的问题是：国有股减持是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呢？

　　财经杂志记者99年采访世界银行专家张春霖时，采访的主题就是国企战略性退出的问题，张春霖断言，近期内中国没有必要对国有大型优势企业的控制权做大规模变动，当务之急是改善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尽可能的提高效率。而这也和吴先生在《何处寻求大智慧》中的观念相类似，其实道理很简单，现有上市企业中真正能将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机制的优势完全发挥的企业，恐怕未必是多数，就连某些国内顶级IT业的上市公司不也经常传出股东大会中股东权益受损的消息么？现有流通股份中诸如百文之类的垃圾都没有清理干净的话，而把本不完全属于国有的股权变现，非但损害了职工利益，并且-----“股权转让的通道在中国可能不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国企其实已经被非资化了，成了空壳企业”-----若急于变现的某个企业真的是一具空壳的话，这种变现就多少有点金元券之嫌了。

　　五、贺强的观点：接轨(国有股减持)导致市场大幅下跌，把大家都套牢，这说不过去。让外国人捡便宜货。

　　这里的问题是：国有股减持与股市下跌之间，是否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贺先生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证券从业人者和证券持有人，贺先生严厉指责“国内一批人”，“他们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中国股市这不行那不行，国外投资机构也在遥相呼应，这可能是一种经济阴谋。”他强调，中国股市上，公司业绩、监管、法规都可以和国际接轨，但股价绝不能接轨。

　　国际市场一体化趋势已定，中国也已成为国际贸易组织体系中的一员，我不明白的是贺先生为什么要给中国股票赋予这样一个特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话费、汽车和股票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效用你非要老百姓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对股票的持有者来说，股价自然是别接轨为妙，然而资本市场的开放绝不是你贺先生一个人就能阻止的了的，到了中国老百姓可以买香港股票日本股票美国股票的那一天，那些没有持有贺先生的特权股的老百姓，难道还非得花高价买你的特权股？

　　汽车降价了，没车的我们好象距私家车近了一些，股票降价了，没有股票的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岂非距离股票又近了一点呢？

　　看来，国有股减持和今天的股指至少没有贺先生想象的那么密切相关。这个道理，就如同电信分割话费下降绝对不是损害国家利益一样简单明了。

　　六、汪丁丁的观点：问题是市场半径太小，而市场问题和道德问题紧密关联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只对国人开放只有少数个人股流通的证券市场，会有好的未来吗？

　　汪丁丁发现一件价值100元的T恤在汉城集市叫价130，健在香港集市叫价150，而在北京则叫价200或更多，这种差异，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交易中的信任程度差异。他说，问题在于市场狭小。

　　狭小市场会导致“许多初期投资较多而投资期较长的商品无法生产出来，于是如果市场对别针的需求仅仅是每年一枚，那么生产别针的匠人永远不会想到先去制造一把锤子用以大量生产”，接着，汪丁丁用“跳蚤市场”来说明其危害：在跳蚤市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当受骗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卖方不会把真正货真价实的好商品拿到跳蚤市场上去卖，那里通常只有假货走私物品或者二手物资，而人们在跳蚤市场上的短期行为正式因为买卖双方都没有当期无法收回的投资，所以不必顾及未来合作的收益，因此，北京集市的T恤卖家可以在100到200元之间出售自己的T恤，这些例子说明了两件事情：如果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非常低，那么就难得有大规模长期投资，因为潜在的交易范围太狭小，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投资；其次，如果有人真的投入一大笔长期资金，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得到人们更高的信任---大商厦永远比跳蚤地摊容易被我们信任。

　　当上市公司急于通过证券市场融回资金，而股票持有者寄希望短期波动能让自己迅速获得回报，并且我们的市场永远闭合，那么我们很容易把汪丁丁的跳蚤市场套用过来，“作为股市前线上冲锋陷阵的士兵，我已经伤痕累累！”中国银河证券副总裁汤世生如是说，OK，连汤总居然都对市场无法信任，都相信市场给他带来的只有伤害，我们可想而知，他当然不会长期投资了。

　　市场狭小---信任不足---短期交易---市场波动，汪丁丁预期的结果就是这样，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缺乏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无法长期大规模投资，甚至本来指望其长期投资的各类基金也无不打一枪换个地方，那么这种长期投资的缺乏会使人们加剧不信任，市场半径越来越小，照这样下去，大家只好指望政府政策市，回到计划时代为止。

　　七、王则柯的观点：把好的赶跑，差的剩下，这是一个逆向选择。

　　王则柯在很多场合多次阐述过柠檬原理，由于阿克洛夫获得了刚揭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王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又一次介绍了这一原理，阿克洛夫的论文讨论的是一个二手车交易问题，二手车买主对车的质量并不了解，而卖主则十分清晰，买主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好车值10万，因为不知道自己将买到的那部车质量究竟如何，因此，只好按照平均质量水平的价格，也就是5万来出价，于是质量在5万之上的车退出；聪明的买主知道退出的必定是质量较好的，此时他面对的是质量较差的一些二手车，他只好再调低自己的价格，如3万，于是价格在3-5万的车又退出。。。。最后剩下的卖主，他的车是一堆废铁。

　　投资者在面对一些质地不等的上市公司时也会如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质地较差的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作为一个稀缺资源配置的场所本应给更有潜质更具有优良质地的公司以资金配置，但是偏偏在冲向2200点的整个过程中，最辉煌的几家上市公司完全都是柠檬，无论其产地是宁夏或者广州。过度分红的上市公司，虽然内在质地是十足的柠檬，但是过度分配红股则向股民发出业绩优良的信号，于是赢得市场股价上升。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会导致更多柠檬的出现，麻烦的是，如果我们的监管机构并没有使柠檬承受足够的惩罚，柠檬们通过造假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被处罚所付出的代价，优质资产进入市场的结果是沦为柠檬，我们又何必减持，何必投放更多的柠檬？

　　八、小人物的观点：市场的开放程度、市场的监管机制、权益的界定、股份制公司的股份制程度乃至市场的涨跌甚至整个改革方案的策略，许许多多的变量都在决定国有股减持的成败，这样一个深刻的课题本应是反复思索反复论证之后才能够形成结论，但是减持已经走走停停相当一段时间了，虽然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但是新浪的专栏里各种不同类型的“方案”争相出笼，这倒让我想起中科院数学所的同志的抱怨，数学所年年都要收到大量的来信，每封信都附有厚厚的证明，他们苦笑着说“大多数证明是用中学数学知识完成的”，那些来信人证明的命题是偶数可以被分解成两个素数之和，这个命题有另外一个更为人知的称呼，叫做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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