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的市场有一个本质问题。什么样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什么样的股票是坏股票?这个问题可能过于简单,问一千个投资者,也许会有一千个回答,但正确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特约撰稿 缥缈
本周盘面非常温和,市场稳中有升。由于三年直接退市的措施,一些T族劣质股票,遭受了一定的风险。对此,市场面临一场价值变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周是具有“分盘”意义的一周。此次分盘的最终结果,将对今后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极大的潜在作用。狂洗之后的市场,能否“是神归位,是鬼归坟”,也许还需要两至三周的时间。对此,凡是经历过熊市的投资者,有一定的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就会明白。在此处盘整并走软一些是必然的,大盘需要等待这一分盘过程的完成与结束。
坊间传闻甚久,本周所发布的新的退市机制此前争议很大。首先,争议在于是不是一定需要启动这种“机制”。其次,争议还在于此“过程”是一步到位,还是要分几步来完成。本周管理层断然去除所有顾虑,终于澄清了这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我国证券市场走向市场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步骤,也是由以往的拒绝退市最终走向了欣然退市,进而遵从了社会公平相一致的原则。
我们认为,推出新的退市办法还仅仅是第一步,要使之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出台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是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经济现象,朱?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中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是中国整个“十五”期间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总理指出,明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推动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其中,有几种监管工作最为关键。
在证券市场,我们注意到市场与时俱进,进行了大规模的文本建设。踞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数百项规章与法规。但是,务实与务本的精神还有差距。首先那些“虚假重组”,“财务重组”仍然甚嚣尘上。大量的突击性的“栽培”工作,希望把那些劣质股票继续留在股市,改头换面,欺骗投资者。因此,管理层今后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大惩罚和打击力度,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追究机制,对那些使企业出现重大亏损进而导致“摘牌”的相关人员,尽可能追究其责任,不能让他们就此了事。
因为,在我们国家,有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文化背景。事实上,如果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规章,而不重视现象的实质,则是没有体会到底什么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了。
目前,市场治理的方法,还是要从投资者教育入手。要告诉大家,真相在于,一方面,想搞垮一个上市的企业实在是太容易,而查处则比较缓慢;另一方面,想掩盖一个被搞垮、被掏空的上市的企业,同样很容易。所以,只要不从根子上建立起追究责任的制度,市场在短期内不会太平。
我们都说,今年是中国股市的“监管年”。回首一年以来,我们都有哪些收获呢?
我们认为,今年最大的收获在于监管的持续与有效,在于监管部门是把加强监管作为了今后工作的长期主线。即使从世界各主要交易市场来看,我们的市场“自净化程度”越来越高,基本上无愧于任何市场的“洁净度”。当然,这是由于我们查处案件量是全球最高的;特别是在今年,遭查处公司的市值所占的市场比率,也是全球之最。
我们回顾一年来的市场,受到不法公司与不法机构侵害的广大投资者,感受到了更多的权力。虽然他们依然有怨气,但已经不同于以往,因为今年确实有些人、有些现象从这个市场上消失了。他们消失得非常彻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最根本的一点,“捷克式”的骗局,在我国已经受到断然狙击。这是今年的战略成就。
说到底,我们的市场很久以来,有一个本质问题不能解决。即:什么样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什么样的股票是坏股票?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却是炒股的首要问题。就这个问题,问上一千个投资者,表面上有一千个回答,但正确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对于市场来说,这决定了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多少年来,我们的市场曾经有一种理念,“能长的股票就是好股票”。这句话的道理是不错的,强过无数长篇大论。就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选股标准的人,不用想也会有一种认同感。但是,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中的道理。必须指出,正是由于这句话的认同者是如此之多,才形成了市场上的很多不很正确的投资理念。今天市场的赌博与文化有很大因素。文化中的投机心理,其正面因素会促进市场发展,而负面因素则导致过度投机。事实上,我们的股市上,最大的监管风险也是在于存在这些文化上的投资理念与现代文化中的监管理念的碰撞,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当然可以说,市场监管的最大原则应该跨越多空的利益分歧,应该避免发生客观利益上的激烈冲突。监管的难度也体现在这里。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给出一个是非明辩的标准,可以不解决一些明显的谬误。毕竟,纠错还是监管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我们说“能长的股票就是好股票”,但是每一只股票的“明天”都可能上长,也都可能下跌!那么,“能长的股票”事实上永远只表示“过去”的状况。在市场上,真正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在具体的操作中是一句正确的“谎言”,并无意义。因为“能长的股票”可能只长到你买入的那一时刻。那么,今后它还能长不能长,什么时候再长,就永远属于范畴之外的未知。
因此,市场监管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我们甚至需要拆穿一些非常拙劣的“五鬼搬运”之类的江湖骗局(昨天还发布了一个有关“五鬼搬运”的新规定)。正如人们常常说的,原因的原因,可能不是原因;那么监管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对象。
所以要解决什么是真正的好股票的问题,我们还要从根子上面说起。文化的因素不可忽视。中国股市事实就是存在着过度投机,不仅反应在定价方面,也反应在道德方面,所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重在治本”,则是解决途径之一。
因此,本章股市论语,说《学而》章务本。孔夫子曾经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冶国与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
那么,什么是“本”呢?孔夫子认为,冶理一个国家,“本”就是道德。这种道德,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准则。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又难免互相冲突。道德规范就是经过无数次试错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这样的均衡,这种“本”,在《论语》里被孔夫子分为三种状态,“仁”、“和”、还有就是“中”。
今天,我们认为,简单地说,克制强势产生的对于弱势的均衡为“仁”;培养弱势产生牵制强势的均衡为“和”;依赖于动态调整产生的均衡为“中”。在目前,其实所有经济学的大原则都出不了这三种均衡,无论是新经济左派、新经济右派或是新自由主义分子,仍然在实践这三种均衡。这其中当然有非常深刻的道统论。形象地说,这好比是大家都要承认在所有的利益主体之间,都有一道无形的线,而主体的行为不应也不可以越过这道线,否则就构成了对根本利益的侵害。这也是经济学规范的本来的含义。
我们要遵循经济务本的原则,就意味着人可以在不损害对方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伸张自己的利益。简而言之,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仅限于不损害他人。这也是这种道德规范同时是最有效率的奥秘所在。因为任何打破均衡,损害他人的行为,最终都会招致别人的报复,从而不可能保证自己不受损害。所以,遵循道德的行为,就是最有效率的行为,对个人,也对社会。
但是,知道道德有好处,是一个问题,知道道德的具体形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道德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两种利益主体之间的那个无形的均衡点,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在这一点上,股市对此可以形成很好的说明。正是因为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均衡点的人并不多,所以才有管理的问题发生。因此,作为管理者,并不是要求他天然就比其他参与者更聪明,而是要求他更专注于此,更尽心尽力于他本身的“专务”。
我们今天读《论语》,有时候总感觉孔夫子他老人家的行为看似没有一定之规,却时时处处都似乎落到了均衡点上,不觉得有什么约束。当然他不同于一般人。究其原因,在于世界具有三种权威,有层次高下。首先,是不用显示出来的权威,“虽善无征”,这是最高的思想的权威,也许你根本体察不到,却时时感到他的存在与制约。
其次,是不用提示出来的权威,“虽善不尊”,这也是很高的权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存在这个东西。人们必须遵循,但也不用天天挂在嘴边上。
第三,是天天讲、月月讲的权威,“征诸庶民”,这是较低的权威,是有形的权威,也是能够授予与剥夺的权威。这需要有具体的落实对象。比如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我们市场的管理层,便在这个层次上。所以孔夫子说:是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语见《中庸》)以子思的归纳,这三种权威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既“思而为天下之道,行而为天下之法,言而为天下之则”。
所以,我们说今年的市场监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是因为确实是达到了“言而为天下之则”的境界。那些想把中国股市变为捷克股市的人渣,遭到相当程度地打击。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行而为天下之法”的程度,但已经踞此不远(有人认为某些发达国家可能达到了这个程度,其实未必。因为从本周美国暴出“安然公司”的丑闻来看,他们也远远没有能够达到,与我们大概是在同一个层次,稍高一点的台阶上而已)。
那么,回过头来,到底什么样的股票是真正的好股票呢?
我们认为,在目前均衡的市道中,状态同样比较均衡的股票,可以进退有据,这就是好股票。
对于我们的市场,这个判断是基于实证的分析。如果一直扯下去,反而不利于具体的选股,容易把事情虚化掉了,最终一个股票也不能买了。
事实上,这种均衡体现在一个时间段内。这种均衡,是交易下的均衡,是大势下的均衡,而与股票的内在价值无关。
首先,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无法确定的。当一个企业在拿到了发行股票的“配额”之后,即使这是一个亏损企业,也会摇身一变为连续三年赢利的好企业,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那些“不做假账”的“证券会计师”做帐。但这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充分地交易一定会使企业产生价值均衡,也就是第三种均衡。
现深入一步,可以这样认为,在我们的股市,监管从来都是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证明我们的市场是不是具有投资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个由政府发起、控制和管理的市场,给不出一个优秀资信标准。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没有优秀的企业范式存在。这才是我们今后要通过监管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直至今日,我们是有作好监管的物质优势的。我们的法律文本,比其它的国家一条也不少。人家有的,我们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似乎也有。人家的法律禁止或者限制的行为,我们的法律都禁止或者限制了;人家的法律没有禁止或者限制的行为,我们的法律也禁止或者限制了。在法条上,我们已经有了《证券法》、《公司法》和数百种“法规与条例”。
在组织上,我们的监管机构是正部级,且只管理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一百多家券商,几十家基金公司、以及若干家有证券会计师业务的会计事务所和有证券律师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我们的管理层有足额的交易提成以保证经费的充足。这都说明,从长期的观点看,我们足以遏制任何市场欺诈与道德风险的发生,我们的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但是,这个光明,应该最终体现在投资者的利益上,而不是体现在其他地方。我们到底想鼓励什么,想打击什么,想监管什么,要有具体的表示,而不是无关紧要。不然,银广夏可能是“上市公司50强”,东方电子可能是“最具竞争优势”的上市公司。而且,我们目前只是知道有谁作了假账,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谁不作假账;我们也知道管理层和政府提倡遵循道德规范,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个具体的遵循道德规范的实体。
市场搏奕已经假定了打交道的人、或社会中的所有人都遵循道德。但如果对方不守道德,我们怎么办?道德要求我们不要去损害别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损害又如何去做(比如郑百文的重组)?这也不是一道故意设计的法律难题,而是我们在现实中已经遇到的情境(比如起诉银广夏),但解决这一难题却少有良策。
对此,至今还无人能给出很好的对策,实用主义提倡一报还一报。你坑我,我也坑你;你偷我,我也偷你;你骗我,我也骗你。让对方也尝尝受损害的滋味,会使他们思考一下他们损人的策略是否有问题,这是无序状态的规则。但在有序状态,人们是否还要这样?况且互相“坑”、互相“偷”、互相“骗”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今后,想在一个更具规模的市场中,仍然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最终的利益均衡,往往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高的成本。我的资金比你多,我的信息比你快,我的拳头比你硬,我的“钱途”就比你的好吗?
事实上,这种“强盗”逻辑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时候,已经被证明无效。
所以我们认为,如何对待不道德的侵害,这确实非常难。这是我们的投资者买卖股票时应该首先注意的大原则。也是监管者应当最优先考虑的根本。从规范形成、从投资理念的角度看,怎样在投资者的利益被侵害的情况下保持公正,有着很高的要求。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并不在于智慧的高下,而在于能否有这种决心。作为市场的“管理年”,我们的监管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证监会对于市场具有某种优势,使得其在与市场中的其他人的关系中占有上风;经济学告诉我们什么是外部性的场合,也知道每当到了这种场合会普遍存在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明年还有更多的工作要作。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的打破客观世界的均衡,包括孔夫子也没有办法。因此,“思而为天下之道,行而为天下之法,言而为天下之则”,只是三种有关均衡的愿望而已。
那么,在平衡市中选股,应该主张去选那些形态均衡的股票。此时,最好的股票是形态比较均衡的股票,最糟糕的股票是极不均衡的股票。这种均衡的股票有三个特点,可以进行辨认。
第一个特点是产业价值的均衡,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动态竞争力。第二个特点是商业信用的均衡,这是企业的价值所在。最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弹性均衡,那就是他是否掌握了政策的均衡?是否学会了与体制打交道?他是否参与并经过复杂竞争?他在竞争战略及协同战略的思维方面是不是过于死板?
这最后一点,是缥缈积多年实战心得,并认真总结出来的“中国均衡”。比如此次重组郑百文的山东三联所显示出来的狡滑与机敏,就是一个有趣的“中国均衡”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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