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一登龙门的股市预言

　　阿蒙

　　导言：

　　《三秦记》上记载有鱼跃龙门的神话：每年三月冰化雪消之时，有黄鲤鱼从百川诸海游集龙门之下，竟相跳跃。一年之中，能跃上龙门的鲤鱼只有七十二条。一登龙门，云雨 随之，天火烧其尾，乃化为龙。古人咏诗曰：“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岁末，是总结更是展望的日子。就中国股市来说，各券商及机构可谓绞尽脑汁，对2005年宏观经济和股市纷纷作出了预测。淋淋总总的研究报告，笔者倒也见识不少，但觉得依然沿袭思维惯性，得出的结论小异大同，产生不了什么启迪或共鸣，更谈不上什么反响。其实，就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并没什么悬奥，如同最复杂定理能用最简单比喻阐述一样。时下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没有步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经济成分虽呈多样化，但左右经济走向的依然是政府及政府的金融和产业政策，从经济过热的成因和调控着陆的举措便可看到倪端。就股市而言，市场因素固然重要，但相对政府、政策来说只能算微观面的。股市之所以如此，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面对集诸矛盾一身的股市就更不能弃之不问，而且更需要政府及政策引导、扶持、呵护，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史、改革史，都昭示了政府和政策在中国经济中绝对权威、绝对作用。以下，通过对建国以来重大经济事件和政策观察与回顾，不妨来番另类思考：中国股市能于一声雷中创造一登龙门的神话吗？主席曾经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第一部分：历史的回顾

　　五十年代：1950年2月13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隐匿战犯孔祥熙官僚资本案。1951年1月，政务院发布没收官僚及反动资本的指示，又发布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对隐匿在一般私营企业的官僚资本股份也进行了广泛清理。从这一年开始，在企业内部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革命，在企业中建立经济核算制和采用新技术，从所有制关系到经营制度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这一改革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土地革命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基本完成。土改的完成，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2年2月中央通过正式决议，农村互助合作经过了初级社和高级社。1953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1954年9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10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1955年中囯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定量供应。　

　　1956年1月，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957年年末，《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深感赞赏，他批示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一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9月，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竣工，10月经验收交付使用。至此，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年底，甘肃玉门油田已建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结束了我国完全用洋油的历史。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超英赶美”口号。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点在于一个高速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之而来，形成了对资源物力和民众热情的浪费。1959年9月26日，中国石油勘探工人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沈积岩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因此取名“大庆油田”。10月，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的报告，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中央指出农业生产目标要实事求是。7月20日，中国第一台拖拉机身披彩带，在锣鼓声中“隆隆”地开出了“一拖”厂门，这台拖拉机被命名为“东方红”。　

　　六十年代：1960年11月23日，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近来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上了浮肿病。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对目前市场情况提出分析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已达30多种。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安徽省委试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体制被认为是单干风而遭到批评。6月16日，中央发出《关於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九条办法》。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目的在於总结社会困难的教训，统一认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得到承认。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引用安徽农民的话法：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1963年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作了关於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面对来自苏联的经济压力，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1964年2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中也可适用，全国工业战线开始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从此全国农村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8月，中共中央出于对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考虑，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三线这一全国的战略大后方。1965年3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工作座谈会纪要》，座谈会主要讨论了打击投机倒把，进一步改造小商小贩等问题。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7月，巨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完成全部配套设施。　

　　七十年代：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1973年1月1日，公开传达了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全国人防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一口号片面地把中国经济战略重点引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1975年7月1日，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通车。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个创举率先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试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它号召全党把工作重心移向经济建设，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都全面恢复了正确路线。1979年国家百废俱兴，拨乱反正，调整效果、社会经济有了明显改进。1月10日沈阳市皇姑区北行正式挂出“北行集贸市场”的牌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第一个开放的集贸市场。　

　　八十年代：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1981年12月18日，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降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烟、酒价格。国务院作出《关於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发展。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9月下旬开始，在国内市场恢复出售黄金饰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取消了对包产到户和包乾到户的限制，中国开始全面整顿企业，并对国营企业实行以税代利。1983年3月3日，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决定在全国试行企业、价格、工资、计划和政府职能的改革。国务院于1984年春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粮食产量下降，“无工不商”与“无农不稳”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乡镇企业与粮食生产的矛盾突出，长江三角洲被确定为对外开放经济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内容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1986年1月11日，我国第一家专营新技术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企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成立。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我国的第一家破产企业。1至8月份，全国国营工业生产企业累计亏损额比去年同期增长68.8%，已经突破了国家年初下达的全年计划亏损控制额。1987年4月，国家经委受国务院委托，召开全国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具体布置全面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截止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企业已绝大部分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1988年从8月19日起，全国出现抢购风潮，物价涨幅达16%，引发社会不安。8月下旬的挤兑存款、抢购商品表明了社会的不稳定。1989年我国通货膨胀进入恶化阶段，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九十年代：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黄埔路15号成立，成为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证券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1991年4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国家试探著加大改革力度，效益不佳的国企改革提上议程，清理三角债起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不尽理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宣布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意味证券市场的管理进入统一和规范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这一阶段市场化进程的蓝图，即在本世纪末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5月10日，购买粮食及食品不再使用粮票，实行了四十年的粮食统配制取消了。1994年从1月1日起，中央政府有两项新活动：一个是新税制，并伴有财政的改革；一个是人民币与外汇的汇率并轨，并伴有银行的改革。12月14日，当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开工。1995年11月17日，纵贯南北9省市的京九铁路全线铺通。1996年物价涨幅回落到一位数，中国经济成功实行软着陆，12月1日起，实现人民币经常专案下的可兑换。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强调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十五大明确股份制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中国香港，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防止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幅降低进口商品关税税率。1998年全面启动再就业工程，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1999年中国发生通货紧缩，第七次降息之后仍不能启动市场。2000年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由酝酿、动员阶段进入部署、实施阶段：1月19至22日，国务院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宣布我国“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年底，国民经济扭转了从1993年开始的近7年增长速度连续下滑局面，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12月18日，第一条国道主干线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第二部分：经济改革及其沿革　

　　(一)、宏观经济方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并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理论。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宏观金融方面：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从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1986年人民银行依法对其它银行行使监督、规范和管理的法规和条款正式公布。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法》出台，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97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同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做出重大决定，撤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建立9个跨行政区分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　

　　(三)、证券市场方面：一、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二、1992年，新中国首次向境外投资者发行股票。1992年2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　有限公司B股股票，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三、199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等少数地方推广到全国。四、1992年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这是深化改革，完善证券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决策。五、1993年9月，中国大陆发生首起通过二级股票市场进行控股的“宝延风波”，延中实业股票突然停牌，深圳宝安上海公司声明持有延中实业发行的普通股5%以上的股份。　六、1995年5月，中国证监会经国务院同意，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七、1996年12月，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交易，实行涨跌幅不超过前日收市价10%的限制。八、199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九、1998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证券法，这一法律于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十、1999年10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十一、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这一办法；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十二、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B股市场。十三、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并施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QFII制度正式启动。十四、2003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一法律将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十五、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综上，通过历史和改革的回顾，得出中国经济及其体制的诸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依然处于改革、转型的攻坚阶段，对于政府和政策的依赖还非常强烈，踏上市场化、法制化道路还有漫漫历程。对于低迷了近四年的股市而言，要想叫市场自己去解决自身问题非常困难，不可能也不负责任。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在国家政策保驾下搞了十几年，当前矛盾和困难仍然重重。这样，面对集诸矛盾一身的股市就更不能弃之不问，而且更需要政府及政策引导、扶持、呵护，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史、改革史，都昭示了政府和政策在中国经济中绝对权威与绝对作用。　

　　第三部分：三大预言--平地一声雷　

　　预言之一：体现在体制上——恢复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从证监会监管权限界定看，模糊不清。一位前副主席曾表示：今天的《证券法》，还有早期的国务院条例，对证监会所有的授权都是非常零散的。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证监会所有的权利依据，简单来说就是三定方案，即定职、定编、定功能，权限实际上还是上级部门决定的。事实上，证监会有时是没有权限限制的，它往往是自我授权的，比如说证监会要管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是它不应该管的，比如市场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公司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但它发一个文都管了。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去做好，不该做的却做过了。更有证监会官员撰文指出：在涉及到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一些涉及市场兴衰的重大政策的取舍上，证券监管机关并没有主导权。因而我们常常或是朝令夕改，或是代人受过，或是置身事外。这极大地影响了监管机关的威信和政策的严肃性，影响到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　

　　在此情形下，体制突破成当务之急。实践表明，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若背后没有一个很好的体制做保障，即使制定的东西再好，也难以得到很好的落实、贯彻和实施。一直以来，证监会的建制都只能维持一个相对短暂的稳定，其人员的流动，包括高层的变动频率远远高过其他职能部门。从历史沿革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随后，国务院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证监会职能明显加强，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尽管如此，但证监会与其它部委相比处境明显弱势。其一、证监会虽贵为正部级，但属于事业单位，在中国的法律和权力地位上行政单位占有明显的强势。其二、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市场，也是一个矛盾和利益交错纷繁的市场，证监会在履行职责同时，不得不面对诸如股权分置、减持等超越其权限的问题，始终处于管不好、不管不行的尴尬境地。从某些方面看，证监会事实上依然处于1992年10月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这个后者的脚色。有鉴于此，化解股市危局在体制上突破的良策，就是恢复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副总理衔高层挂主帅，统筹协调相关部委，将证券事业摆上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预言之二：体现在利益上——国有股减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从减持目的看。中国股市是个畸形儿，一直长到十三岁才想起要做矫正手术，希望更漂亮、更健康？做手术总得有个目的吧。减持，是中国股市的内科加外科手术，依开始时的初衷和目的是根除一股独大、完善上市公司治理。遗憾的是，第一回手术很不成功，利刃伤及许多无辜的组织和器官，令股市失血过多，虽逃过一劫但气息奄奄，以至两年多都未能恢复元气。究其原由，减持游离了既定的目标。减持第一次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减持搞成了“补充社会保障资金不足”，没有围绕减持的“初衷”，企图让“社保”来分享减持大餐，而这杯羹要从流通股里舀，对此投资者当然不愿意，铸成股市“死帐户”“负增长”，走向“边缘化”和漫漫低迷。现在，“非流通股”直接上阵吆喝全流通，要求“对所以投资者一视同仁”，将减持栓在了“利益”二字上！至于减持的初衷目的，搏弈双方似乎都忘记了。是流通股的悲哀，还是非流通股的伎俩，看来该是反思的时刻了！　

　　从非流通股看。有人说国外也有非流通股，笔者虽对此未作深入研究，但以为与国外的是两码事。中国的非流通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宜之策，因为那时理论和认识未突破，在所有制上存在顾忌，股市的功能作用没显现出来，甚至无法预测出来，作为可有可无、可关可收的“试验品”，如同先前办经济特区一样。而非流通股，就是“可关可收”的最后防线和基本保障，如同股市周围的“百万陈兵”。今非昔比，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已有重大突破，非流通股也该到了完成历史使命撤防了，同时加入WTO后的潮流也不允许非流通股久待了！既然如此，就得撤，撤就得“循规蹈矩”地撤！不能学歌儿那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抱著一个胖娃娃”。发轫于证券市场“卫兵”的非流通股，十余年来从未参与到流通股的流通中来，它们只是在夹杂喜怒哀乐的流通股市场外默默地守望着，至多只是“换换装”或换防一下而已。从真实意义上说，它们与其是股份或资本，不如说是股份的符号或资产更确切些！即便是符号，也是扭曲的符号，充其量是个一元钱的符号！从它的作用和地位上说，它不是资本市场的资本，更谈不上股份，或叫那怕是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比较，二者是南橘北枳，既然物不类聚，减持从何说起呢？难怪，减持“减”得如此伤透脑筋！　

　　从认识和包袱看。尚福林主席曾说过＂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每一次突破认识上的误区，都会带来证券市场新的发展机遇＂。同样，如何减持，首先就要求我们怎样去看待认识“非流通股”的实质以及减持的最终目的。有位作家说，“魔鬼的就交给魔鬼，上帝的就交给上帝，历史的就勇敢地扛在自己的肩上！”。既然，非流通股实质如此，就必须还位其本来面目，七千万股民已为中国证券市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就不应将引入这“非流通股”来做减持“文章”了，摊薄流通股只会令股市血枯气尽！况且圈钱圈得还不过瘾吗？要全流通，也只能依原资产折股的价格来减持！否则，什么“双赢”都还是自己和弄自己！到头又得“推倒重来”。减持，主要是国有股减持，瞩目于它的是千百万股民，一个是国，一个是民，合起来是国民。在此，“国”必须突破　“围城”，大智慧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卸下陈腐的“保值增值”包袱，不要让“非流通股”将流通股或股市沤烂，而是要双赢！双赢就是要开仓济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大智慧进行减持，彻底消除全流通顾忌。　

　　预言之三：体现在法制上——对害群之马进行“三反五反”式的镇压。回顾历史。建国初期，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从我国证券市场看，法律在捍卫投资者基本权利上缺席。2001年4月以来，先后有61家沪市上市公司受到上证所77次公开谴责，478人(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勤勉尽责遭公开谴责。ST宁窖(资讯 行情 论坛)管理层受到的公开谴责多达70人(次)，大部分董事面临多达三次的谴责。今年下半年因“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和“虚增利润”而分别受到证监会处罚的ST啤酒花(资讯 行情 论坛)和原民族化工，两位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石进儒均被证监会罚款30万元。这已是迄今为止在监管体系中，上市公司管理层为其失信行为所付出经济代价的最高纪录。频频出现在证券市场的“失踪事件”，更是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失信行为推向极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月以来，共有10位上市公司高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由于股权分置、一股独大，股民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股民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控告那些违法的上市公司。可以说，即使有理，要想打赢与上市公司官司比登珠穆朗玛峰还难。尽管现实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虚假上市等现象比较普遍，但很少有董事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即使有，量刑也很轻，难以对董事的违法行为形成威慑。这并非董事的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严厉，而是实施不力的问题。上市公司管理层违法、违规、失信行为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得侥幸、冒险成了中国股市的精神鸦片。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能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领导地位，全赖有一个廉洁的营商环境，在此廉政公署功不了没。自金融风暴以来，廉署揭发多宗商业贪污诈骗案件，其中，涉款逾百万元的有四十多宗。期间被检控的人士中，属于管理阶层职级人数亦有所增加，占有关私营机构检控的三成多。当中不乏公司董事、经理及财务管理人员，有的更牵涉夸大企业盈利，欺骗投资者与股东。法庭对这类案件屡屡判予重刑，并强烈谴责被告破坏公平营商环境和损害香港国际声誉。从廉政公署的架构来看，该部门并不隶属于政府公务员架构，与香港警务处也不存在联系，而是直接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负责。根据《基本法》，廉政公署全权独立处理香港一切反贪污工作。可以说，有效的制度架构首先赋予了廉政公署独立的调查权力，且有效排除了政府其它部门对其展开调查的“掣肘”。　廉署作为独立于警队和政府架构之外的一支纪律部队，其最高行政长官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廉政专员有权发布优于法律的命令、制定肃贪政策、不附任何理由解雇廉政总署之任何职员。廉署人员执行任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近期的经典战役有两个：2004年7月9日，先科国际(行情 论坛)有限公司主席黄创光将一袋40万港元的现款交给美国运通银行高级董事梁文华，被守候多日的香港廉政公署　Z组人员当场以涉嫌行贿罪名拘捕。其后，廉署再在汇盈加怡证券有限公司销售部总裁翁家添、工商东亚证券有限公司高级营业经理高仕劲及一名作为中间人的商人高健行的银行保险箱内，搜出110万港元的怀疑贿款。这个名为“驿马星”的行动，彻底瓦解了这个造市集团，廉署总共拘捕了9人。2004年11月30日，香港廉政公署在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派出近百人至创维集团的办事处采取行动，拘捕了创维数码(行情 论坛)10名人员，其中包括主席黄宏生、3名执行董事、1名财务总监、1名前董事、1名雇员以及2名主席助理。　

　　总之，从借鉴和参考出发，对证券市场的害群之马实施彻底的绳之以法总清算，将是中国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股市摆脱困局不得回避的一道门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反五反”更会青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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