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加息相较于升值，争论较小。毕竟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把货币政策与物价稳定紧密挂钩，在通胀压力增高期间加息成了自然而然的选项。同时，考虑到此前央行一直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数量型货币工具进行流动性调控，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且数量型调节工具的空间越拉越狭小，已经接近极限。历史最高位的存款准备金率是20%，目前已达到17.5%。而与存款利率接近的央票利率也使得央行需要支出的利息规模越来越大。采用价格型调控工具，如利率调整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不过加息的时机与方式仍然存在争议，需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治理通胀，途径很多，且本轮通胀跟以前受国内投资驱动不完全相同，更多的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同时，今年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外汇储备增速过快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当前状况下，需要考虑加息对总体流动性的进一步紧缩贡献并不显著：一手挤压一手推动，挤压的是国内企业的流动性，推动的是因利差扩大而增加的外汇，包括热钱以及各类用美元、日元等低息贷款进入国内的FDI。目前，管理层在积极地运用财税政策(包括补贴)、重要资源出口限制性政策等其他手段控制通胀，尽管非市场化调控手段本身也极具争论性。

　　其次，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加息的国内经济传导效率、国际物价影响都远不如美国。往往看着美国利息调整见效快，自己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此外，美国的企业自由度高，应对起来相当灵活，而我国企业自去年底以来已经被持续的通胀、加速的升值与频发的自然灾害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过去10年高增长的能源依赖、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模式面对节节攀升的能源价格和不断上升的工资压力已有点力不从心，大量企业盈利模式的调整与转型需要时间、需要缓冲。

　　第三，加息的国际环境在变化。首先看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迫于持续上升的通胀压力，今年6月开始已逐渐转向加息。不过这些国家的情况与中国不完全相同，他们国内物价水平仍处在急剧上升的通道中，而中国的通胀已有缓和的迹象。只有能源关联产品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但除非未来进一步调整，否则预计全年CPI走势将逐渐温和。而发达国家方面，随着去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在逐渐发酵，即使经济表现强劲的G8(八国集团)国家，面对通胀，加息的步伐都已不再坚定。欧央行本年内的首次加息为0.25%，发生在7月初，随后欧央行主席的言论表现出不再坚持强硬的姿态。而作为明星商品货币的澳元，其利率的调整也值得深思，自2002年5月到2008年2月，连续11次的加息，已使得澳元的利率达到了12年的纪录高位——7.25%。现在，近半年已过，随着就业数据的不再强劲，似乎澳大利亚央行也不再做出强硬表态了。再回过头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FED自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连续7次降息，一番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将利率钉在了2%。虽然FED主席伯南克在6月中旬的言语中开始对通胀表态强硬，美财长也再次重申维持强势美元地位不变(已经数不清有多少美政府官员表态过多少次，表态已成为常例)，但各大金融机构预期FED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中国目前的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再次加息并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最新的通胀情况与几个月前相比有些戏剧性的转变：整体上来说，中国的高通胀率主要是由食品价格膨胀所导致，最新的总体通胀率的微幅下滑已经反映出食品价格状况有所缓解；而非食品通胀率，虽然绝对水平仍然不高，但同比却有了上升。现在的货币政策难度也就集中体现在，如何在食品通胀稍缓与能源价格进一步市场化的背向情况下，维持总体通胀的可控与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