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困境

　　酷暑将尽的厦门，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烦躁的意味。在翔安区一家国有企业的代工厂门口，一张贴有一段时间的招工海报上，写着待遇从优之类的内容。根据工厂负责人的说法，目前厂里仍旧缺人，这张招工启事依然有效。

　　这是2007年7月31日，《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在厦门调查时见到的一幅场景。再普通不过的企业招工背后，是厦门乃至整个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招不到工人，更招不到“任劳任怨”的工人，这个看似就业方面的问题，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始于两年前的中国汇率制度改革。

　　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研究发现，“汇率变动总是能够和土地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息息相关。”

　　2005年7月

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达到了8%。但是，同期，中国的出口依然在强劲增长，贸易顺差也从当时每月100多亿美元的水平翻了一番还多，达到每月200多亿美元。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似乎并未受到任何损害，出口企业也认为，这两年他们总能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和自身消化来克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但进入2007年之后，升值问题开始逐渐清晰——除了直接的汇兑损失，相伴而生的还有劳动力短缺、产能过剩、土地涨价等。

　　一位企业老总承认，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到7.3(对美元)，企业将无利润可言，更有企业断言，如果汇率低于7，那么闽南所有电子行业的公司都将破产。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不会停止，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达到7.5的水平，达到7.3甚至是7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届时，厦门会有多少出口企业受到冲击，整个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一些厦门的企业想到了外迁，还有些企业试图转行，但是更多的企业选择忍耐，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困境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转型，而转型之路是那么艰辛。

　　汇率究竟有多痛？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汇率问题在今年比较明显，但还不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厦门三圈电池有限公司(下称“三圈电池”)总经理王荣恩在带着记者前往位于同安的工厂参观途中表示。据悉，原材料一路走高是该公司最难于面对的问题。生产电池最重要的原材料锌，价格在2006年和2007年已经多次创造历史最高价格。

　　三圈电池是幸运的，因为全世界80%以上的电池都在中国制造，而三圈电池目前的主要出口市场是中东和非洲，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其出口市场的份额并不高。这种情况下，企业目前依然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来抵御成本增加对利润的侵蚀。

　　数据似乎也支持王荣恩的判断。仅仅是2007年前5个月，厦门的出口总额就达到了92.9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厦门的贸易顺差扩大到40.19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就在光鲜的数字背后，隐含的是一些更为实质性的问题——出口企业的业绩在下降。根据

福建省统计局的说法，“厦门市制造业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和部分拳头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加上一些大企业因产品结构性调整、企业减产，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下降，我市工业经济效益延续着下滑的趋势。”根据统计局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出口企业遭遇到的问题最大。”

　　事实上，在进入“金猪之年”后，三圈电池的日子也开始变得艰难。三圈电池大部分出口是以代工的形式进行，这部分以人民币结算，而自营出口部分虽然不到一半，其中的汇率升值造成的损失让公司管理层越来越痛苦。三圈电池的汇兑损失期为开列信用证到收款这段期间，周期为3个月，损失比例基本上为每100万美元产品损失20万-30万人民币。因此，三圈2006年因为汇兑带来的损失大概在200万元左右。由于公司计划今年扩大出口，其汇兑损失必然随之上升。

　　“我们确实尝试着在订单中加入可能因为汇兑造成的损失，但是目前看有些难度，因为我们企业内部很难预测人民币升值的准确幅度，我们没有专家。”王荣恩说道。

　　中国有不少产业部门占据了全球产能的绝大部分，相关企业也开始想办法转移汇率造成的成本增加，避免形成损失。但并非每家企业都能从容应对。闽南的电子企业星罗棋布，多以小企业为主，以记者采访的厦门声星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声星电子”)为例，这家产品出口比例达到100%的企业，全年销售总额仅有7000万元人民币。声星电子董事长蔡珑就自称深受汇率问题的困扰。他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尽管2006年人民币已经有一定幅度升值，但是他们的经营还算顺风顺水。然而在2007年农历新年过后，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因为产品受到一些原因的影响，出厂价被迫压低，利润率也不断摊薄，而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压力也得到了体现。蔡珑说，由于竞争过于激烈，音响设备出口行业本身科技附加值太低，在汇率升值之前，企业经营已经不太理想，“汇率升值的打击就像雪上加霜。”

　　蔡珑也认为，在签订新的订单时他们还能向境外买家部分转嫁汇率升值成本。但现有的订单基本上都是2006年年底以前接到的，产品定价已经确定。因此，现在的不少产品几乎无法赢利。根据蔡珑的说法，从事电子产品出口的企业非常分散，但是相互之间的沟通还是非常良好的，记者在厦门期间就曾经参加了“南平籍厦门企业家联谊会”。根据与会企业家的说法，在厦门类似的联谊会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企业家们也就依靠着各种非官方的渠道保持着密切联系，同行之间对于合作伙伴和对手都了如指掌。因此，同类企业通过共同行为来提高价格和转嫁成本，是完全可能的。

　　但汇率升值是单向和持续的，中国的出口企业转移成本的能力未来将受到考验。“国际买家已经厌倦了在谈判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中国商业伙伴的加价。”一位厦门出口企业老总告诉记者。很多企业老板也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再连续上升，会严重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我不知道什么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汇率极限，但是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极限。”蔡珑表示。他在听说有投行经济师预测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可能在2009年底达到6.8时，感到非常震惊。他语气激动地表示，“我敢说如果汇率低于7，那么闽南所有电子行业的公司全部破产，都非常有可能。”即使是认为汇率影响不是太严重的三圈电池，也认为7.3的汇率是他们企业所能接受的极限。

　　在厦门当地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中，记者了解到，厦门出口的主要产品是食品、服装和电子产品，这和中国其他地区也没什么两样。瑞士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就认为，包括服装在内的轻工业产品和科技附加值不高的电子产品是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力量。厦门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全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无论如何，这是厦门出口企业的宿命，大家都在苦苦地撑。”蔡珑有些无奈，但又转而说道，“我相信电子产品绝对不是最糟糕的行业，技术含量更低的服装业一定比我们更艰难。”记者在联谊会上，确实听到了不少服装业企业家的抱怨。

　　对抗升值负面影响能力有限

　　在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时候，提高出口报价无疑是一种危险的选择，相比这种损害企业竞争力的举措，很多家企业正尝试不同的路径。闽南的合资企业在当地出口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记者调查发现，企业凭借着灵活的手段，很好地对冲了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如改变付款方式，由离岸付款转变为到岸付款，减少汇兑损失，其实质无异于变相提价。再就是从低利润率的来料加工中退出。

　　“人们都总是认为服装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是最弱势的产业，但就我们企业而言，企业并非如此。” 协生制衣有限公司(下称“协生制衣”)总经理斯东游不无骄傲地告诉《证券市场周刊》。但是斯东游还是坦承，像协生制衣这样的企业比较特殊，闽南绝大多数的中小服装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危机。

　　斯东游也谈到了中国企业的定价权问题，“中国的服装行业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向境外买家转移成本。但汇率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动是缓慢而渐进的，我们不可能每天调整定价，因此我们必须支付大部分升值的代价。”

　　“服装行业近年来利润已经相当低了，因此汇率压力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东游告诉记者，之所以协生能够从容面对2007年人民币汇率上升带来的经营风险，首先是因为协生获得了美国绝大多数进口商和百货公司的资质认证，而具备这种资质的在闽南地区也绝对不会超过10家。

　　其次，要归功于协生的未雨绸缪。协生这家台资背景的服装企业，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人民币的外汇掉期交易。“很早以前，我就认为人民币将会启动兑换美元的结构性升值。”斯东游谈到了他们公司的大股东是台湾商人，基于台湾出口型企业曾经的经验，对于今天人民币升值的到来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其实外汇掉期交易给斯东游带来的并非全是幸福的回忆。2003年，协生每年年底都会提出大约500万美元作为特别款项，投资外汇远期交易进行对冲。而三月期的美元掉期交易也足以满足他们抵御汇率风险的需求。只是那时人民币升值的进程还没有开始启动，因此协生从事外汇掉期基本上都是在亏钱。

　　记者到访的那天，协生正在进行400万美元，汇价为7.62的外汇掉期交易。“掉期交易确保了我们在2007年的利润，但是不足以让我们一劳永逸。”说到这里，斯东游也有些忧心忡忡。因为汇率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一次产品交付的生产销售周期中，掉期交易只能对冲部分汇率损失，因此企业家们对于汇率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他也表示，“尽管我们已经想尽一切手段来对冲汇率造成的威胁，但如果汇率升到7.3，那么我预言闽南所有的服装行业将会陷入全面亏损。”顿了一顿之后，斯东游说，“我甚至认为，中国整体可能会因为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下降而爆发更严重的问题。”

　　其实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却一直在贬值(见图2)，不过记者在厦门调查时发现，很多企业依然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区，或依旧以美元结算，因此难免会发生一定的汇兑损失。

　　美国之门能否开得更大些？

　　“还好，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卖到台湾和日本，要不然今年肯定很难过。”厦门一家食品企业的老板在谈到今年中国食品企业面临的出口问题时，不无自嘲地说道。近期由于海外爆发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安全问题的批评潮，使得中国的一些食品和玩具企业受到很大冲击。而这一方面暴露出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国产品出口正受到海外市场越来越大的阻力。

　　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就认为，“非贸易壁垒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并没有破除这种非贸易壁垒的能力。”

　　根据记者了解，厦门出口企业并非全都重点关注美国市场，其中有产品本身的原因，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出口到美国，企业往往都需要承受着更多法律风险。福耀玻璃董事陈向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口就说道，“在美国打官司实在太贵了。”而这也应该是不少中国企业家所深深恐惧的。

　　“美国市场是我们一直希望有所作为的。”王荣恩在和记者闲谈时说道，“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直接出口产品，也是因为美国方面一直认为中国的碱性电池技术有侵权的嫌疑。”而他们公司的产品通常都是通过配套的形式出口到美国市场：国内不少电器和玩具企业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时候，总需要配套一些电池，这样也就给了三圈电池产品走向美国市场的机会。王荣恩目前也只能通过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来竭力开发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令人难堪的是，美国市场的巨大诱惑和中国企业产能的不断积累，令中国企业必须设法开拓美国市场。雷曼兄弟经济师孙明春表示，美国在5年之内都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为其他地区如果想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还需要时间。

　　但是，走向美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承担汇率损失，甚至要承担更多的法律风险。

　　劳动力成本魔咒

　　在记者采访厦门企业期间，最大的印象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所有制造业企业主最为关注的。统计局表示，2007年上半年厦门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为月人均2123.5元，比上年同期高出205.5元，增幅达到10.71%；其中在岗职工月人均工资为2092.67元，同比增加206.83元，增幅为10.97%

　　由于记者走访的都是制造型企业，工人基本来自于经济更为落后的省份，工资的绝对数远远达不到厦门市的平均水准，但是，他们的工资近期也在迅猛地增长，而且增长幅度已经让企业主们有些吃不消了。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斯东游这样说道。记者调查的三家企业的情况显示，从2004年以来，企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不断上涨，近两年涨幅更大(见表1)。而这种情况并非厦门独有，最近两年沿海地区民工荒已经不是新闻，中国制造业的劳工短缺和工资不断上涨已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见图3)。

　　“其实最低工资根本没有意义。”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工人对记者这样嘀咕道。对此，声星电子的总经理王万林也表示同意。尽管声星电子也设立了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2005年是550元，2007年则上升到1100元)，但是王万林认为，“现在的工人要的不仅是工资，他们对于福利和保险的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而这些都应该计入劳动力成本。

　　对于声星电子来说，目前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比汇率损失要迫切得多。在2006年，劳动力成本仅占其营业收入的7%到8%，在2007年上半年，劳动力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了12%。“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在2006年人均产值只有12万元。”蔡珑还说到这是闽南所有小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王万林介绍，当前招工最重要的是，工人拿到多少钱可以安心工作。按照他的说法，在2005年工人每月赚到800元工资就能够安心工作，但是现在即使每月付给他们1100元也不一定会安心。而且，如果企业主仅仅支付最低工资，根本招不到工人，上述记者在代工厂看到的招聘海报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但最为无奈的是，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制造业企业还不得不加大招工数量。这都是没办法啊。”蔡珑说到这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这主要都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周期经常受到订单的影响，可以分为非常明显的淡季和旺季。而企业在淡季会流失工人，到了旺季可能会因各种原因无法招到足够数量补充到一线，而这种矛盾在这些年变得更加突出。

　　除了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制造业还面对着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两方面困难，这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完全无法想象。

　　首先，熟练工相对不足。“从绝对数增长上说，熟练工的数量增长也非常迅速。”斯东游似乎看出了记者眼中的一丝困惑，他接着解释道，“但是产能的增长速度更快，熟练工的供应量远远无法满足工厂的新建速度。”厦门当地的服装、电子和食品行业的准入门槛都非常低，因此大量资金被用于兴建工厂，熟练工因此也大受追捧，甚至不少熟练工也加入了企业家的队伍。

　　在熟练工和当地人的创业热潮下，大批新工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地兴起，每年都有大批熟练工离开原来的企业，自主创业或者去了别的企业，更有的甚至去了越南、柬埔寨、蒙古和非洲工作。“我们是老企业，工人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大家承认的，从1992年到现在，就至少出走了3000名熟练工。其中远走异国和独立创业的都大有人在。”斯东游表示，产能的增加对于行业的长期发展并非都是好事。

　　其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难以忍受繁重的劳动，转而从事劳动负担比较轻的服务业，其中不少人已经接受了初步培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他们改换门庭。

　　“其实工作也不是太累，但是实在太单调了，根本无法和人沟通，而且住在工厂附近也没有什么娱乐。”一位表示要去岛内(厦门市由厦门岛和岛外的工业区组成)餐馆发展的年轻女工这样说道。

　　斯东游在接受采访时，也对他们现在雇用的工人非常不满意。“工人素质严重下降，在2003年以前，外地工人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拼命，只要有加班费就愿意拼命工作。因为他们要赚钱，除了自己用，还要给家人汇款。”斯东游说道，“现在工人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大家都是独生子女，而且他们的父母都还正值壮年。有工人就公开表示，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多加班。”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可以集中表现为一点：企业家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让工人比较安心地工作。协生的平均工资大约在1400元，在厦门制造业企业中已经算高。但是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愿意在劳动强度大的制造业工作，更愿意在厦门岛内从事服务业工作。

　　产能过剩之忧

　　站在翔安的开发区内，几乎遍地都可以看到热火朝天的工地。统计局表示，厦门的企业投资，甚至比房地产开发的力度都要大得多。仅仅是2007年第一季度，厦门岛外生产企业就完成投资153.15亿元，增长幅度达到了80.57%;上半年投资达到208.22亿元，同比增长93.9%(见表2)。根据附近工人的说法，每个月都有几家新企业成立，或许这才是中国制造业今后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连认为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都不足为惧的三圈电池都认为，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产能过剩。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厦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1229.27亿元，累计产销率98.88%，比去年同期下降0.76个百分点。同时，出口交货率达43.4%，比去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从中已经能够看出，厦门的出口情况不是太乐观。

　　但是根据企业主所反映的情况，实际销售要糟糕得多。“因为我们的企业很小，统计局关注的是大企业。”一家儿童食品公司的老板说道，“但是最糟糕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样的小企业。”

　　制造业的状况似乎就像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围城，已经成立的企业几乎都在主动限制产能，“现在谁都不敢开足产能，因为卖出去实在太难了。”但是内部人士的先知先觉根本无法感化新来者。在厦门，产能问题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依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开发区和越来越多新企业的成立。

　　应该说，厦门即使在全中国来看，也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当地的中小企业主，至少都在年景较好的时候，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但是根据当地企业主的说法，他们不知道别的还能做什么，尽管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都已经被摊薄到了个位数，但还是有不少目光盯上了已经非常可怜的制造业。

　　经常有经济学家提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受制于出口顺差带来的巨大流动性，而流动性通过投资再进一步扩张，形成更大的困扰。

　　在出口经济占据主导的闽南中，这点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由于企业主的视野和行业背景，流动性并没有被用来购买资产，而是被用来扩大再生产。不断扩张中的流动性和在建产能也让企业难以承受。

　　而产能不断增加已经影响到了现有企业的利润水平。统计局也无奈地表示，厦门工业企业效益下滑难以得到遏制，“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下降，我市工业经济效益延续着下滑的趋势。1-4月，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57.50，比去年同期下降8.13个百分点。”

　　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师王志浩也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在利润率日益下滑的同时，中国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雷曼兄弟经济师孙明春一直把出口企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他对《证券市场周刊》说，“其实投资还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不可能一步到位。现在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转变投资的方向，过去的投资都集中在制造业上，现在必须改变。但还是有需要投资的地方。比如农村地区和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方面也可以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给。”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企业还能支撑多久。“你们应该研究一下究竟什么时候中国的国内消费才会有大幅提高，能够消化现在如此之大的产能。”一位厦门出口企业的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忍不住这样说道。他告诉记者，最近他们工厂订单的情况不是太好，于是只好延长保修机器的次数和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并且让工人轮休。这种做法最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工人的计件工资大幅减少，却导致劳资矛盾越来越紧张。

　　过去的企业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生产上，他们的理念就是，只要能够生产出来，总是不愁卖不出去，因此大家所做的就是开足马力生产，现在突然间感觉到了，营销手段长期没有改进，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其实我们已经在营销上下足功夫了。在我们企业，营销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30%以上，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但要拓展新的渠道还是非常困难。”王荣恩语气也有些无奈。

　　记者所走访的企业，出口产品占总产量比例最低的也有70%。“这都是没办法啊，谁让开拓国内市场是那么困难呢！”王荣恩表示，为了开拓国内市场，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但依然举步维艰。和自主开辟国内市场相比，企业从事出口要容易得多，只需要找到国外的代理商就可以了，具体建立销售渠道的业务都根本无需理会。

　　产能过剩对于制造业企业产生的直接影响绝不只是限产，企业常常会因为销售困难而不得不主动降价，这在厦门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这种降价完全是恶性的，因为这会让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对于绝大多数的小企业来说，它们完全无力投资改进技术，因此几乎不可能提高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即使是像联想这样的大公司，它们在厦门的工厂也不得不选择降价。”蔡珑谈到在他们公司附近有一家联想的工厂，现在经营也非常困难。

　　对于那些小企业来说，麻烦可能更大。以声星电子为例，它在直接进行成品出口的同时，也在从事配套产品的生产，配套产品过剩的表现更为明显。虽然在出口部分还能够通过提高定价来减少汇兑损失，但是在提供配套产品这块，降价似乎已经成为潮流。

　　但是无论如何，降价只会让企业的利润率不断降低，声星电子2006年利润率还能保持在10%以上，2007年供需关系对制造商来说越来越不利，企业整体利润率已经降低到了5%至7%。

　　幸运的是，厦门民营企业的设备大多已经使用了几年时间。经过多年的摊销折旧之后，企业已经收回所有成本。但是由于加大了对机器设备的保养，所有设备都能良好运作。此外，他们的厂房和土地几乎都是早期购置的，不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

　　根据企业家的说法，早在2003年的时候，制造业的利润是相当之高的，包括服装加工这样的低端业务，利润率都能达到50%，电子和食品行业甚至还能高些。正是因为这样，这些企业到现在还有降价的空间，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随着大流在降价的苦海中漂浮。

　　而协生则是记者此次厦门之行见到的最聪明的公司，它的手段也更高明些。斯东游表示，他们在2006年底已经预见到今天的艰难时刻，于是着手优化它的业务结构。在2007年初叫停了来料加工项目，重点发展成衣业务。“来料加工的利润太低，而且附加值也低，因此可能承受不起汇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而在研究人员看来，中国出口企业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从2006年6月，美国财富效应才开始扩散，在2007年才有所体现。同样，次贷风波给美国消费能力的损害也有一个滞后效应，美国居民将会在2008年大幅减少消费。”孙明春认为，那时候才是中国出口企业最痛苦的时候。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记者看来，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小狗型”企业太多了，它们都不具备足够的研发能力，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部门，其研发经费投入所占比例实在太低。

　　艰难的转型之路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实在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所以只能苦苦支撑着。”一位民营企业家对记者这样表示。“出口能够给企业的支撑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志浩对《证券市场周刊》说道。但是，如果不做出口，这些靠着远洋贸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们又会选择干什么呢？

　　根据孙明春的估计，在2006年，出口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37%，如果这样规模的巨大存量资金开始向资本市场或者地产倾斜，那么绝对可以重写中国金融业的版图，其作用远远超过现在银行存款搬家的效应。

　　在制造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企业家在和记者的交谈中，都表示有过投资于其他行业甚至资本市场的冲动。但现实是，如果要利用企业富余资金来从事投资，那么无论是国有、私营、还是合资企业，都无法做到。

　　首先从国有企业说起，体制上的原因让任何改革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批，因此非常困难。根据一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说法，在上世纪90年代，只要企业班子内部达成共识，那么企业可以对几乎任何业务的转型做出决策。但是在国资委正式成立后，所有权力都被收归到国资委手中。现在企业的任务就是经营主营业务，任何附属企业都要被剥离。

　　“我们要做投资程序非常复杂。”王荣恩抱怨道，锌的价格近年来不断上升，而锌正是生产电池最重要的原材料。三圈电池一直以来都在考察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希望能够到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进行期货交易，并不是追求投资暴利，而是锁定成本。但是也必须要厦门市国资委领导同意，而且还需要开列申请书，审批过程复杂而漫长。”不过，三圈电池虽然目前已经可以进行期贷保值交易，但是，如果企业进行其它多元化的投资还是很不现实的。

　　而民营企业遭遇的则是另一种问题。从事制造业已经很长时间的民营企业家，确实也都考虑过投资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其他行业，或者是对业务进行某种形式的调整，但对于投资的选择却非常有限。蔡珑向记者坦承，民营企业在信息上完全处于信息链的最末端，完全不了解市场的动向进行金融或其他领域的投资会冒极大的风险。对于投资金融证券市场许多制造业主并不太行，如果能一直对此保持谨慎或许也是好事。想当年，台湾地区在经历顺差大增汇率升值时，引发股市暴涨，吸引大量原先从事出口的制造业企业入市，而最终遭受重大损失。

　　根据记者了解，从2003年到2006年，厦门的服装、电子和食品企业的经营情况都还算不错，企业和企业家手头都比较宽裕，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

　　“我们的同行也有开了酒店和餐馆的，因为目前泉州和厦门的服务业利润要比制造业高。”蔡珑认为投资服务业还是可行的，也比较稳定。但是他告诉了记者民营企业家可能遵循的逻辑，“如果要投资其他行业，那么我们通常会选择企业赚钱的时候，用富余资金来投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把早年的结余用来填补亏损，而根本不会想到彻底转型，因为制造业毕竟是我们的根，这个烂摊子还是要收拾。”

　　对于企业本身的转型，斯东游表示非常困难，因为服装行业的科技附加值非常之低，因此也根本不具备向其他行业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协生还是显示出了合资企业的优势。“因为我们对于贸易行业已经非常熟悉了，因此彻底退出这个领域不太可能。”斯东游说道，“但是在多年的经营中，也包括我们台湾股东的关系，我们在美国和欧洲都建立起了可靠的网络，因此我们将会向进口转型，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应该从事哪些产品的进口代理。”

　　其实，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真正的转型还是继续发挥工业精神，通过研发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台湾地区在从1987年到1990年，也经历了制造业阵痛。在此次痛苦的转型过程中，许多没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走向了破产的道路。但也正是在阵痛之后，才有台积电这样的产业巨人浮出水面。

　　因此，企业如果要抵御今后几年的巨大压力，也只用通过系统的研发，来构建本公司的技术壁垒，从而完成产业的系统升级。而整个中国，或者某个地区的制造业，也才能借此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中国民营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最重要的就是打造品牌。”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这样认为。

　　记者在厦门之行中，发现绝大多数企业根本没有独立的技术，而只是借助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的产能转移来牟利。在产业系统升级的过程中，不少这样的企业最后只能优胜劣汰。

　　一位企业家告诉《证券市场周刊》，“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撑下去，因为现在的投入很大，很可惜。而且我们总是认为，只要能够撑下去，行情总会有所改变的。”这种略带悲壮的表态，或许正是多数中国制造业的心声。

　　转移产能又如何？

　　如果转移资本还让企业家们感到犹豫，那么转移产能到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地方，似乎是更加现实的选择。在记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的前夜，一位外资投行经济师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如果出口企业能够有效地转移产能，将会抵消经营上的困难。他提到了，当年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就主动地开始向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东南亚转移产能，所以中国也完全可以效仿，“中国的国情还有所不同，领土辽阔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因此如果出口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中部支撑上几年，再转移到西部，又可以撑上几年。”

　　但是从记者的所见所闻来看，这一切绝非这么简单，企业家们都有过转移产能的冲动，但是现实中他们也还面临着大量困难。蔡珑就表示：“现在我们的同行中，已经有一些企业离开厦门，向人工成本更低的江西转移。我们也都密切地关注着他们是否成功。”但是他认为，这些转移产能的企业遇到了更多困难，足以震慑后来者，因此转移产能可能只会是个别现象。

　　首先，高速公路造成的运输成本增加，造成即使产能转移后，也无法有效地降低成本。“我们其实也是外乡人，选择这里创业也是看中了厦门便利的海上运输对于出口比较有利。”来自南京的蔡珑认为内地的收费高速公路就阻止了企业通过转移产能来减少亏损。

　　在闽南沿海，有着大量的出口企业，不少企业之间都通过长期供货形成了唇寒齿亡的关系，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根据记者了解，厦门的企业有大量的配套厂和兄弟企业都设在本地，如果只是个别公司转移，那么将会失去集群优势。

　　在近年来出口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制造业都在本地发展了一些小客户，如果转移，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本地客户。因此企业家的结论是，即使是产能转移，也必定是大公司先行，然后小企业逐个跟进。

　　厦门作为特区，它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在闽南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因此有的企业开始向经济相对落后的漳浦转移，但是效果非常不好。某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是：“如果一定要转移产能，那么就应该长距离转移，向经济差距比较大的西部挺进。但是在那里建立成熟的产业体系并不容易，还需要时间。”

　　最后，盛田工贸电池分公司的老板陈海水是厦门翔安本地人，他的话或许也能让别人更好地明白，为什么企业宁愿承担成本上涨，也不愿意转移产能，“以前我的工厂都是请运输公司来负责产品运送。现在我自己买了货车，因为厦门对

超载管理得非常严格，但是对我而言无所谓什么是违规。即使被警察抓了，也只要我出面说情，就一定能放行。”在创业已经成风的闽南，大量企业都是由当地人成立，故土情让他们很难下决心“走西口”。

　　但是总有远见卓识的先行者，有意思的是，这些所谓改革的先行者依然是那些来自台湾和东南亚的合资企业。

　　闽南的不少企业，主要是当地的合资企业，已经开始转移生产力，“据我所知，厦门和泉州的不少企业都加大了向境外投资的力度。”斯东游同意转移产能将会让中国的服装行业多坚持几年，“其实从2000年开始，闽南的服装行业就开始有企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和柬埔寨转移劳动力，现在只不过更多企业这么干。但是从相对数量来说，更多企业还是无法离开现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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