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万华:中国法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016年06月12日 13:56 新浪司法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信号:SIFAADR)供稿

  5月15日至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大法官率中国法院代表团赴美国和古巴调研。在古巴期间,杜万华出席了古巴最高法院主办的“国际司法与法律大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法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题发言,将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经验”介绍向世界,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现将杜万华专委的主题发言编辑刊登,以飨读者。

杜万华
杜万华

  杜万华,1978年至1985年 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6年在西南政法学院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法律系主任,期间曾在香港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5月调入最高人民法院,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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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作为中国法官的代表,应邀来到美丽的哈瓦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司法与法律大会,与各位代表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交流,我感到十分荣幸!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公众维权意识不断强化,由诉讼与非诉讼机制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人民法院在依法开展诉讼调解的同时,积极调整司法政策,逐步成为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民法院引领、推动和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丰富实践,更顺应了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下面,我愿意与各位分享中国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方面的探索与收获。

  一、在中国,调解解决纠纷是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

  调解是古代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也是最具生命力、最为世界瞩目的法律传统。据史料记载,尧舜时期已经出现了调解制度的萌芽。周代地方官吏中就设有“调人”,专门负责调解纠纷。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提倡调解息讼的先驱,他憧憬的“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状态,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想。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过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互补,均体现了“息讼”、“德化”以及“和谐”的原则和精神。它是一种有限制、有范围的“和解”,而不是不论是非、不论正义与非正义的调和,因此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调解传统发展至清朝,《大清民事诉讼法典》中仍然有以调解结案的规定,清朝《佐治药言》一书曾提到“词讼之应审者十无四五”,就是说占据法律纠纷大多数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有十之五六付诸调解息讼。调解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协商解决纠纷,达到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目的,凝聚着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共同理念,蕴含着强大的制度生命力,即使在中国近代法律变革之后,仍然被近现代社会接纳并持续向前发展。

  二、在改革的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世纪之交,中国将综合治理确立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国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立为法治建设的目标。2015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于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争取到2020年基本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公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三调联动”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格局,行业调解、专家调解、律师调解、劳动仲裁、土地仲裁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蓬勃发展。例如,企业内部普遍建有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乡镇(街道)劳动就业保障服务所(中心)设有劳动争议调解窗口,负责调解各种劳动争议。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积极引导经营者及其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设立“消费者维权服务站”,及时解决消费纠纷,促进消费纠纷和解和消费侵权赔偿。妇女联合会发挥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优势,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及其他涉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的纠纷。律师、心理咨询师、法学教授和退休司法人员设立调解工作室,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建设,积极探索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恳谈会等协商形式,畅通群众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渠道。2015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方立法《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黑龙江、山东、四川等地也正在积极起草省级立法,越来越多的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步入法制化轨道。在创新实践、完善立法的同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2016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在湘潭大学揭牌成立,研究基地将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思维的“理论高地”,培养纠纷解决领域专家、司法实践骨干的“人才高地”,为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的“成果高地”,紧跟时代发展充分展示“中国经验”的“创新高地”。

  三、在改革的中国法院,积极引领、推动和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发挥司法资源最大效能的有效途径

  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二五改革纲要”提出的改革任务,2008年纳入中央司法改革的整体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改革任务的落实,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机制建设、人才培养、推动立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各试点法院普遍成立了诉调对接中心,健全组织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明确工作职责,建立了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和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与行政机关、各类调解组织建立了固定的诉调对接关系,理顺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联调机制,通过业务指导、调研座谈,开展调解技能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业水准和较高调解技能的调解能手,有效地促进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同时积极推动立法进程,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吸收和巩固了相关改革成果,确立了先行调解原则,建立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省眉山市召开“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确立了“国家主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治保障”的现代纠纷解决理念,全面部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保监会共同确定了24家保险纠纷诉调对接示范法院和示范单位,为推动其他领域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5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推进会”,进一步强调了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大力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重要性。

  今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一是进一步拓展司法调解范围。坚持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先行调解原则,对家事、相邻关系、小额债务、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交通事故等适宜调解的案件,积极探索调解程序前置;对可能调解解决的民商事纠纷,在登记立案前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外调解,或由法院委托有关组织调解;对不适宜调解的案件,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督促程序等方式快速解决。二是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诉讼服务平台和诉讼服务中心,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适当方式化解纠纷,鼓励当事人协商和解。健全特邀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制度,建立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探索调解与裁判适当相分离的工作模式,缓解民商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的审判压力。三是进一步加强专业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设。探索推进家事审判体制机制创新,综合利用多种调解方式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设立专业咨询和辅导机构,提高家事案件的和解、调解、裁判质效。加强对房地产、保险、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证券期货、国际贸易等领域行业性商事调解组织和机构的指导,提升专业化调解服务功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四是进一步加强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衔接配合。人民法院不断完善司法确认制度,依法办理司法确认案件,规范涉外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程序。不断加强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以及其他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在程序安排、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有机衔接,为非诉解纷方式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众所周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其协商对话、非对抗方式、保密中立、程序简便灵活、节约公共成本、获得双赢结果等优势被世界各国所青睐。功能互补、相互衔接、科学系统的纠纷解决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的制建设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次大会的交流,能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国也完全有自信为世界提供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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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fedito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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