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浩:积极探索多元解纷的“中国经验”
2016年04月25日 11:57 新浪司法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微信号:SIFAADR)供稿

  编者按

  4月2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揭牌仪式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大学举行。本文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胡仕浩在本次活动上的主题演讲。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胡仕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胡仕浩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刚才,李少平副院长和谢勇副主任等领导共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揭牌。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正式成立了。

  周强院长在去年4月的眉山会议上高瞻远瞩地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和中央政法委部署,优化法院内外资源配置,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升级换代”,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是我们为世界ADR发展奉献的“中国经验”。201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对多元解纷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23个方面指导意见。

  今天我们搭建了多元解纷的研究基地和合作平台,围绕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探索和总结周强院长提出的“中国经验”,我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积极探索多元解纷的“中国经验”。

  一、要积极探索多元共治体系中的政治主导作用

  与外国相比,中国的各项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优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政权各个分支的齐心合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这项改革重大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所以,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系统工程。在纠纷解决体系建设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政组织,始终居于统筹各方、领导改革的主导地位,在明确改革方向、整合解纷资源、提高解纷实效等方面发挥了核心的领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21世纪初的大调解体系建设,目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眉山经验”的形成,都是与当地党政强力推动,整合各种纠纷解决资源,构建相互协同、功能互补的纠纷解决体系密切相关。所以说,党政统领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无可替代的政治优势。

  二、要积极探索多元解纷机制的司法助力作用

  在多元解纷机制的发展初期,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司法机关作为先行者,发挥着引领和推动作用。在中国,法院的介入可谓深度介入、强力推动,这是与其他国家差别较大的。第一,中国的法院自身拥有丰富的调解资源,司法调解是我国调解制度中一大特色,而且调解贯穿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第二,法院建立了功能强大的“诉调对接”平台,特别是基层法庭指导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职能被写进了法律规范;第三,法院建立了以立案前的委派调解、立案后的委托调解、专职调解员制度等多层次解纷体系,建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以及民商事中立评估等新机制;第四,示范法院建立了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调解人才也从经验型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法律保障。《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先行调解制度、司法确认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最高法人民院2009年就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还在积极推动条件成熟的地方启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厦门市已经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山东、四川、黑龙江等地也开启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省级地方立法的起草与论证。

  三、要积极探索基础雄厚的民间解纷力量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作用

  司法是定分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司法改革中,司法恰恰不能成为唯一的第一道防线。我国的纠纷解决渠道需要从“一枝独秀”发展到“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已从基层社区(乡镇)调解,发展到交通事故、医疗纠纷、保险纠纷等领域的专业性、行业性调解;逐渐觉醒的行政调解正在纠纷多发的房屋土地征收、劳动争议、治安管理、环境污染等领域发挥解纷作用;商会调解、商事调解、商事仲裁等正在投资、金融、证券期货、国际贸易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调解、专家调解、中立评估等也在逐渐兴起。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汇集起全社会纠纷解决资源的强大合力,共同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系统的纠纷解决体系。

  四、要积极探索矛盾排查预防体系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基础作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同水利工程,需要“北岸筑堤,南岸分流”,要通过堤防、疏导、分流、排沙等手段预防和减少水患,不至泛滥成灾。面对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排查预防体系为整个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夯实了基础。我国的矛盾纠纷排查预防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地基层社区推行的“五老服务”、“社区法官”调解以及网格化管理等,充分挖掘民间资源,群防群治,强化乡规民约、传统道德、行业规则的约束力,促进行业自治和社会自治,有力地推动了纠纷的排查、预防和化解。在纠纷治理体系中,“预防远比治疗更重要”,有句法律谚语称“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为了确保人民接近正义,和谐解纷,就应该在预防和控制纠纷的环节加大投入,这将大大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数量,确保法院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去解决真正需要司法救济的纠纷。中国的矛盾纠纷排查预防机制可以为世界的ADR发展提供很好的范例,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很好实践并总结。

  五、要积极探索信息科技支撑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的平台作用

  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跨国跨地域的电子商务纠纷越来越多,从而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快速发展。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便捷性、灵活性和全球性的优势。目前,部分法院也开始尝试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电子法院、网上法庭,在线进行立案、开庭、咨询和调解。例如,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与微软合作,开发 “公有云”平台,合肥市蜀山区法院与新浪合作,利用“e调解”平台进行在线调解等等。中央60号文件把这些情形归纳为“网上枫桥”,是传统枫桥经验的发扬光大,升级换代。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3.0版的进程中,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努力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促进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跨界融合,强化信息科技支撑,引领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向现代纠纷解决方式的升级换代。这是司法机关与多元解纷其他主体应当积极尝试的。

  六、要积极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多元解纷的精神基石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大同和谐”、“邻里互让”、“和为贵” 等矛盾化解理念传统“和合”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观念。民间有“一场官司十年仇”的说法,有“厌讼”的传统。调解不仅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而存在,而且被社会赋予了正面的、主流的价值,逐渐成为老百姓面对纠纷时内化于心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和社会文化心理。建国以来的人民调解制度被世界誉为“东方之花”,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成功的一张名片。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访华时,社区人民调解员“专断家务事”的调解方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启发和促动他后来推进美国的ADR改革运动。国际调解中心名誉主席迈克尔·利斯在新加坡“世界ADR大会”曾提到,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ADR的核心思想。“和谐无讼,调处息争”,不仅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追求,也成为世界法治思想的瑰宝,为世界人民所共享。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积极倡导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树立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引领了社会思潮、凝聚了社会共识。化繁为简、息诉解纷、共治共享、法治诚信的多元解纷工作,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岳麓书院有幅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最高人民法院将与湘潭大学法学院,以及在座的各位一起,加强合作,学用结合,按照李少平副院长提出的“理论高地、人才高地、成果高地、创新高地”的要求,充分利用研究基地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资源优势,吸引国内外有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实务界的精英加入人才智库,搭建中外ADR交流的国际平台,既要充分借鉴学习国际ADR研究和实践的先进经验,也要充分展示中国ADR研究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将ADR的“中国经验”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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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fedito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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