鎣与盉商周青铜器双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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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鎣”？其实就是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的盉（hé）。但同一类器物为什么有的叫“鎣”有的叫“盉”呢？在迄今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中，为什么叫“鎣”的极为稀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鎣”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1961年10月30日，陕西长安县的张家坡因为筑路取土发现了一个埋有青铜器的坑，从坑中共计出土53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除少数两三件略有损坏外，其他皆保存良好、完整，其中就有一件鎣。

　　这件鎣和同坑的青铜器是随葬品吗？据当年发表的简报称，此坑长120厘米，宽80厘米，距地面深不到100厘米。考古人员接报赶到现场时，坑口已被扰乱，在坑的周围发现了西周晚期的陶器残片。但在随后的进一步钻探中，周围并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
　　张家坡窖藏青铜器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考古专家郭沫若，亲自就这批文物作了考证、分析，并在1962年《考古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一文，对许多谜团进行了解释：“器既非作一时，亦非作于一家，证明坑中埋藏状况，确非墓中殉葬品，而是窖藏。”
　　谁会把这么多贵重之物埋到地下？郭沫若给出了两种推测。
　　一种可能是“厉王奔彘”时埋下的。周厉王改革失败后国人发难，引发内乱，被迫离开王宫，流亡到彘地（今山西霍州）。
　　另一种可能是“幽王灭国”时埋下的。当时贵族出走躲避动荡时局时，家里携带不便的贵重东西只好埋藏到地下。这种推测虽无更多证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发现窖藏一带是西周国都丰镐遗址所在，而且在这一带已发现西周时期窖藏不止一处。如在附近的马王村，曾于1967年、1973年两次发现窖藏青铜器。
　　张家坡窖藏青铜器到底是谁埋下的，真相已难以查清，但这批窖藏为现代博物馆又增添了一件稀见的青铜鎣却是不争的事实！青铜鎣因为极其稀少，因而受到格外关注。

　　同样器物为什么有的叫“鎣”有的叫“盉”？
　　根据器身发现的铭文，张家坡出土的青铜鎣最终定名为“伯百父鎣”，这件青铜鎣因为铭文出现了“鎣”字所以备受瞩目：“有伯百父乍孟姬鎣”；还因为同坑中有一件器型、功能相似的青铜器，但定名为“伯庸父盉”。
　　为什么同样器物名称、叫法却不同？“鎣”与“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传统上认为这是一样东西的不同称呼。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称，“鎣”是盉的别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历史专家朱凤瀚认为“鎣”是盉的异称。
　　即便铭文中有“鎣”字，专业书典上仍习惯称之为“某某盉”，如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盉”条，图列29件商周青铜盉，其中便有伯百父鎣，但称为“伯百父盉”；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对盉论述较详细，但仅在“盉”条下附“鎣”，也提到了伯百父鎣，且说明铭文有“鎣”字，依然称为“伯百父盉”。
　　从功能上看，“鎣”与“盉”确是一种东西，能不能把有铭文“鎣”的青铜鎣称为“盉”？显然不合理，铭文有“鎣”字，就应叫青铜鎣，无“鎣”字再称青铜盉比较合理。在当初的考古简报上，考古人员便很谨慎，并未依考古通行概念称伯百父鎣为“伯百父盉”，也没有将之归入盉类，而是在“其他”中作介绍。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带铭文“鎣”字这类铜器并不多见，好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张家坡出土的伯百父鎣。为什么难查到？
　　固然与出土少有关，但也与人为麻烦有关。目前权威专著中即使铭文中有“鎣”字也都称之为“青铜盉”，除将伯百父鎣称为“伯百父盉”外，目前流落海外、为瑞典威尔逊藏品的师辅鎣也是这种情况，器身上有铭文“师辅作宝鼎”，即“鎣”的异体字，但国内均称为“师辅盉”。
　　具体到“虎鎣”这一名称，有媒体认为是拍卖行炒作的需要，因为青铜鎣稀有，而青铜盉很多。其实拍卖行如此命名并无不妥，因为其器身确有“鎣”字。称其为“虎鎣”有问题吗？
　　也没毛病。在不知道器主、也无铭文的情况下，根据器形、纹饰等特征来命名也是常规惯例，如目前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品“虎尊”就是这么命名的。龙、马、牛、犬、羊、鸡、鸭、鸟等这些禽兽出现在青铜器名中十分普遍，如器形比虎鎣更精美的河南省博物院藏品叫“鸭盉”，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中的中国西周青铜器叫“牛簋”，而另一中国商代青铜器牛形尊则依铭文定名为“小臣艅犀尊”。由此可见，如果将虎鎣称为“虎盉”反而欠妥。
　　事实上，关于盉到底是什么，学术界的争论已持续了上百年，迄今不同专著中说法都不统一，基本上分为“酒器”或“水器”。
　　释“盉”为酒器中影响最大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在其《说盉》一文，称盉的功能是“和水于酒”，即调和酒之浓度用。“盉”是古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盉，调味也。从皿，禾声。”为什么盉读为hé？笔者认为，或与这种调和功能中的“和”有关联，在已发现青铜盉中，有的青铜盉铭文就用“和”字代“盉”，如孔史盉就写作“孔史和”。
　　综合封面新闻、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