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科幻和艺术的背后是工业化

《流浪地球》 剧照 (供图 郭帆导演工作室)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北京报道

责编：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4期）

2019年2月5日，大年初一，电影《流浪地球》“横空出世”，成为电影春节档口碑第一的黑马，刷爆了社交媒体。

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开出了8.2分；知名电影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称，“中国科幻元年在2019年开启，这部电影向我们表明——中国电影工业的水准上了一个台阶。”《纽约时报》亦称其为“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凭借强势口碑，《流浪地球》票房一路逆袭，截至2月17日发稿前，票房已突破36.6亿元人民币，排名中国电影票房历史第二位，有望成为《战狼2》后第二部票房过50亿元人民币的国产电影。

说它是“横空出世”并不为过。

《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在上映前，刘是其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IP。尽管自2015年，刘慈欣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国内掀起科幻热潮。但实际上，国内真正的科幻粉丝数量尚且有限。

而导演郭帆，出身法学院，此前仅执导过两部电影，虽获得过一定的认可，但在“论资本排辈分”的电影圈，1980年出生的他仍只是处于新锐导演之列。

《流浪地球》 导演郭帆 (供图 郭帆导演工作室)

《流浪地球》成为最大黑马多少有些意外。

叫好叫座的背后其实颇为坎坷曲折。电影从创作到拍摄到上映，4年磨一剑，其间屡次超支，获多方补充资本才得以继续。导演all in全副身家，前来客串的吴京不仅零片酬且“带资进组”等幕后故事，也多少给电影添了些传奇色彩。

春节后，导演郭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说，对于这部电影，他已竭尽全力，没有什么遗憾。

如果没当成导演，

应该会是一个法官或检察官

1980年，郭帆生于山东青岛。他从小喜欢画画，很有天赋，想象力丰富。1991年，11岁的他曾获全国少儿书画大赛绘画组冠军。

美术功底对他做导演，尤其是科幻电影导演，帮助极大。郭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觉得美术功底是一个导演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因为你的很多想法需要具象化，具象化的途径就是把它画出来，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不然用语言直接描述一个脑海中的画面其实非常困难。美术从各方面都会对想法的表达有帮助。”

喜欢美术，也热爱电影的他，大学时却听从家人意见选择了法律专业。“如果我没有当成导演而做其他行业，我应该会是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检察官。”郭帆说，对于法律，谈不上喜欢，但觉得将来会有用，所以才去学习它。

他知道，自己心底里真正喜欢的还是电影。

2003年，郭帆从海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带着自己拍摄制作的两部短片，来到北京各大电影公司应聘“做电影”，得到的回应是“我们不需要法务”。“专业不对口”让郭帆屡屡碰壁，但这没能让他放弃。“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人生就一次，我不想到老了之后，回想年轻的时候有喜爱的事情没有做。”郭帆说。

此后，他开始北漂，并努力一步步向电影靠近。

2009年，靠做广告设计、传媒工作站稳脚跟后，郭帆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攻读制片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这才开始有机会自己拍电影。

2011年，他自编自导了处女作《李献计历险记》，影片口碑不错。次年，该片获得第16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欧洲奇幻电影节联盟亚洲奖。

郭帆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起他第一次当导演。“记得我第一天坐在监视器前是坐不住的，而且你是没有信心坐在那儿完全不动的，我一直从现场到监视器前来回跑，用那种方式去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在那一刻我也发现，其实做导演不是一个简单的、只是创作的事儿，他是一个特别综合性的工作，包括人际关系的处理、管理以及拍摄现场的控制。因此你会发现，创作在现场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部分。”也正因如此，他在后续的片子《同桌的你》和《流浪地球》拍摄时，把更多的创新部分前置到了筹备阶段。在实际的拍摄阶段不参与更多的创意，而是把精力留在处理那些具体问题上。

2014年，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同桌的你》上映，票房成绩优异，超过4.56亿元，影片又于同年荣获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大奖，让郭帆被外界誉为80后“新锐”导演之一。这为他争取到了一次出国学习机会。

2014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起的“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选派郭帆、宁浩、陈思诚、肖央、路阳等5位青年导演赴美国交流，观摩学习好莱坞电影工业。

两大原因让他义无反顾去拍科幻片

短暂的交流学习让郭帆开了眼界。“我们还在吭哧吭哧骑自行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开法拉利了。”他认为，中美电影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20年。回国后，他就立志要拍科幻。

郭帆对《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有两个原因让他义无反顾地决定要去做科幻片。“第一是我个人的梦想，因为从小就喜欢科幻片，也因为想去拍科幻片而成为导演。第二是使命感，想为国产电影争口气。”

当时，中影想找国外知名导演拍摄刘慈欣作品，但被拒了，联系了国内大导演，也被拒了。最后，他们找了郭帆，“让他先试试”。

大导演们不接，是因为当时国内电影圈有“定论”，中国拍不出来科幻类型片。郭帆以“外行”的心态接下了电影。

“当初有很多人说，中国拍不出来科幻类型片，我决定做的时候，谈不上有多少自信，但我确实有这个勇气。这跟我的非专业出身应该有一定关系，因为我始终觉得作为导演不是单纯的创作者，它是非常综合的工作，之前的法律跟管理其实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在我拍第一部片子的时候，学法律这个背景其实一直都在被质疑，可能时间久了被质疑惯了，也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郭帆说。

2015年初开始启动，从设立世界观、编写剧本，到确立所有演员，然后拍摄，再到进入后期流程，最终电影上映，4年多时间的“流浪”之旅，从最开始只有两个人，到后来有7000多人在路上。

首先是改编剧本。原著是中篇小说，2万余字，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难以直接以电影来呈现。郭帆团队对小说大幅调整，把故事主线设定在2075年，在保留原著核心设定的基础上重新编织人物关系。为了达到硬科幻的要求，让电影故事真实可信，郭帆到中科院请来4位专家帮助解决天体物理问题，并花了8个月时间来做世界观设定：在发生了这次太阳危机后，地球会有哪些变化，历法是否有变化，每天还是不是24个小时，没有昼夜人类如何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会如何改变……为此，团队为地球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编年史，每一年发生了什么，形成哪些因果。抵达2075年不是一次时间穿越，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那的。

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不确定电影还能不能拍得出来

现在复盘，郭帆几乎不再介绍“郭帆流浪宇宙”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团队如何头脑风暴、在情节和台词上怎样突破。他执念更深地在编剧的流程与技术层面、工业化层面。

“很多人还意识不到工业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拿最简单的剧本格式举例，这个格式指的是字体大小、行间距、标点符号的使用正确与否，场景描写的格式以及对话的格式都应该是什么。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国内都很难做到行业内的统一。但这是工业化最基础的基石。就像我们去盖楼的时候，它是砖，如果没有这种标准化的剧本，我们就很难做到将它数据化，并且把它变成数据库，再和后续的各个部门间的工具去连接。所以就很难做到更加细致的分工和管理。”郭帆说，在《流浪地球》的创作中，他带领编剧团队把剧本变成数据库，实践了他的电影工业化认知。

《流浪地球》 拍摄现场 (供图 郭帆导演工作室)

“我对电影工业的理解，它的核心就是标准化，然后才可以量化、细分，可被分配，提高效率。这是工业化的基础逻辑。”在他看来，这套逻辑是清晰而简明的。逻辑跑通并不难，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路上，最难之处是去改变人的观念。

“有很多人不愿意使用更新的软件和工具，更愿意用纸跟笔。而且大部分人的观念是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但是用纸跟笔记录，在一时可能是快的，但积累出100天或200天的工作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信息都很容易丢失，并且难以查询。” 郭帆认为，观念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和障碍，这在源头上就有很大的问题。

这种看问题的着眼点贯穿其后整个过程。

在完成所有美术方面的概念设计和所有的道具设计、场景设计，以及三维景的搭建，虚拟景、实景的搭建及筹备，并确立所有演员后，2017年5月，《流浪地球》在青岛正式开机。

尽管筹备良久，郭帆依然遇到大量想象不到的技术困难。在中国制作科幻电影，空白的环节部门太多。

“拍科幻，我们以为准备好了。但实际拍摄中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只是预计到它会有，但是并没有预计到它到底有多大。”郭帆感叹说。

这场每天都在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看不到方向和终点的马拉松，越往后，整个团队从心理到生理就都进入到一个疲惫期，情绪上也不稳定。郭帆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怀疑自己，不确定电影还能不能拍得出来。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他坚持下来的，依然是最初的那个起点，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靠它鼓励自己和团队来解压。但自我的情绪控制也是一个课题，我到目前也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自我解压方式。”

所有的压力，要到影片真正公映才得以释放。

《流浪地球》主演屈楚萧曾说，一个演员可以一年拍好几部戏，但对一个导演来说，四五年时间就钻在一个事情里，决定他命运的可能就是上映的那一个月。

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

上映第二天，《流浪地球》大火之势已现。

叫座叫好的市场反馈，意味着“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腰包，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这两件天下最难的事，郭帆同时做到了。

郭帆所做的，是在太空的尺度上，讲一个关于中国人回家的故事，内核是中国价值观中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

“回家这样的中国文化内核，跟千年来我们是农耕文明有关，我们是一个内陆型的文明，所以跟西方的岛屿和海洋性文明有巨大的差异。在这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然后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郭帆说，这个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

但问题是，当导演想把这样的中国故事，讲给已经习惯“好莱坞套路”的中国电影观众，他们能接受吗？

郭帆认为，这就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土壤问题。在他看来，科幻电影的土壤，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产业链上的缺失、从业者素质的不专业。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本国“方案”来解决世界危机。

“科幻电影的土壤其实是时代。只有国家足够强盛，我们才能拍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电影。”郭帆举例说，就如同玉兔登陆月球背面可以给我们传回照片一样，当这件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时，我们在荧幕中看到中国的航天系统、中国的宇航员，你才不会怀疑（中国人也可以做到）。“今天的中国，国家的科技，国家的民生，国家的经济，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些大的时代背景是有利于我们做科幻的。这才是真正的科幻电影的土壤。”

在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之时，更多的观影声音也同时出现。如有影评人认为，“对于一部国产片来说，其特效是目前中国电影的顶峰了。但除特效之外呢，电影在人物塑造、故事推进、节奏与情绪调控、剧本的科学设置等等方面，都徘徊于及格线，更不要提一些生硬制造的‘笑点’‘泪点’带给人的尴尬。”

郭帆并不讳谈这些批评。他认为，一个作品的最终“完成”一定是它在影院被观看，有了观众后，才能称之为“完成”。所以观众也是作品的一部分，电影的成功与否，不单纯是由创作者决定。

“如果一部作品没有观众，它根本谈不上有没有完成或者有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其实来自观众的包容和对我们的支持及理解。”郭帆借于是之老先生的一句话回应说，“观众宽厚，缺点都已看到，只是不说”。

但郭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对于这部电影，他并没有遗憾。“即便是我回到4年前，以我当时的阅历、经验、技术能力、人际关系的能力，再做一遍，我也不会比现在做得更好。这4年来，不管是我还是整个团队，我相信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

当然，对于业界“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肯定与褒奖，郭帆的看法有所保留，“《流浪地球》肯定会为中国电影工业化做出贡献。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两部影片出现之后就把它定义为元年。如果后续不能陆续地有这一类的影片出现的话也无法定义。所以，这个概念应该放到20年或30年以后，我们倒回来看。如果那个时候已经积累了成百上千部优秀的科幻片，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看，到底这个原点是在哪一年。”

在他看来，中国还需要10年时间才可以追到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