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美国为何要限制上市公司回购股票

2019年03月01日15:29    作者:魏欣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魏欣

  和很多经济学家的理想观点不同,单纯的减税带不来增加投资和经济繁荣。如果不在移民、教育、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同步推进,减税就只能化作股份回购,停留在超级富豪的账面上。还富于民当然是好事,但是目前的这种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应该是川普总统在2020年大选之前高度警惕的。

  近期,民主党籍纽约州参议员Chuck Schumer和Vermont州参议员Bernie Sanders联合提出了一个法案,计划限制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计划。根据该草案,如果公司没有向员工提供15美元的最低工资和带薪家庭日,它就没有资格动用未分配利润来回购股票。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向针锋相对的共和党人佛罗里达州重量级参议员Marco Rubio呼应了这种观点,并提出了类似,但相对温和的方案。他主张对股票回购行为比照分配红利来同样课税,以此来降低上市公司的回购动力。

  这个提案立刻在华尔街和很多美国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政府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应该直接插手私人领域的财产分配。如果这项草案成功立法,这相当于政府在自由市场上指定赢家和输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对市场的扭曲和操纵。

  事实上,本次经济复苏以来,股份回购一直是美股上涨的重要动力,而且这种趋势在减税通过之后进一步加剧。从2008年至今,上市公司共计花费了5.1万亿美元回购股票。其中,税改通过后的2018年,回购股票的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1万亿美元。根据统计,标普500上市公司总盈利的54%被用于回购股票。比如,2018年苹果公司花费了1000亿美元回购股票;谷歌花费了86亿美元;波音、美洲银行、高通、思科、甲骨文各自花费了200亿美元。

  可是为什么选民在股票回购问题上争议极大,两党又达成相似的看法呢?那是因为美国人的劳工工资已经在过去20年间停滞不前了。2017年底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大约是61372美元,大概比2000年的59938美元稍微多出一点点。这还是在多年经济复苏之后的结果。在2000后的两次经济危机的很长时间内,家庭平均收入长期低于2000年水准。但是同期的物价和房价的上涨幅度却远远超过收入。这种现状在美国民众中间积累了大量民怨,并且成为川普总统能够当选的重要原因。在临近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些情绪来打击川普总统。

  现在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上市公司不使用增加的盈利提升员工工资,而是转而回购股票,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这要回到2017年川普总统上台后推行的减税政策。当减税政策执行下去之后,人们立即看到的企业盈利和经济活动的增加。上市公司立即把增加的盈利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来拉抬股价,回报股东。但股票的持有者绝大部分是富裕阶层。也就是说,减税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富人。可在减税政策中,获得减免比例最低的却是中产阶级。一进一出,普通民众承担税负的比例就增加了;富裕阶层占有的盈利的比例也增加了。原本旨在弥合两极分化的政策,最后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但是从现行法规来看,强行要求上市公司增加工资和福利的想法确实理由不够充分,也难以获得共和党籍选民的支持。一般意义上来说,公司管理层对股东承担有信托责任。如果管理层不能证明增加工资和福利的做法能够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盈利,股东理论上有可能会对公司发起司法诉讼。因为私营盈利性公司的所有权属于股东,而社会性和公益性的主张并不在信托责任的授权范围之内。

  而且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强行增加工资和福利其实割裂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未必对劳工阶层更加有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善待员工的社会价值,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迫使雇主加薪的主张可能会造成更多问题。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雇主可能会尽可能关闭那些利润不够丰厚的业务范围,减少用工数量。原本相对昂贵的自动化技术对于他们也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虽然单位小时工资增加了,但是从总体来看,工作机会变少了。在结构性失业仍然很严重的美国,这种主张可能会遭遇挑战。

  这种主张的出现本质上是2017年川普总统上任伊始推动减税政策不够成功的产物。公司所得税骤降至21%的本意是提振美国公司投资意愿,通过扩大再生产来把流失在海外的工作机会转移回美国,以此来大幅降低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从2018年以来,虽然美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大幅上升,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投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如果企业不认为通过他们的经营活动能够使这些利润获得更大的升值空间,那么回购股票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在法律规定下的必然选择。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股票回购是和很多现象一样,反映美国分裂,社会停滞的问题之一。美国企业经营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在美国已经老龄化,80后、90后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也不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而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法移民又被移民改革的僵局长期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是他们过去转向投资新兴市场的重要原因,也是近期郭台铭在威斯康星州设厂所遇到的现实困境。所以和很多经济学家的理想观点不同,单纯的减税带不来增加投资和经济繁荣。如果不在移民、教育、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同步推进,减税就只能化作股份回购,停留在超级富豪的账面上。还富于民当然是好事,但是目前的这种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应该是川普总统在2020年大选之前高度警惕的。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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