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应对危机需结构性改革 中国角色举世瞩目

　　应对危机 需结构性改革 中国角色举世瞩目

　　记者 林毅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正供职于世界银行，转眼已近10年。10年来，全球经济避免了最糟状况的出现，虽然发达经济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增长并有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不过美联储已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虽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总体态势向好，仍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经济刚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周期，无论发展中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创新手段，使可用资金大大增加，通过拉动投资和消费让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发达经济体的繁荣通过贸易和投资传导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加之发展中经济体自身出现投资高潮和消费升温，使全球经济增长在2002~2007年呈现出非常可喜的态势。

　　但中国人讲“福兮，祸之所伏”。危机前美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双赤字”越来越大，金融衍生品风险集聚。随着住房次级贷款风险引爆，整个金融体系迅速坍塌，危机以美国为发源地向全球蔓延，最终引发了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伊始，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普遍加杠杆，为抵御金融危机和拉动全球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有所恢复，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出现一波明显的下行压力。总体上看，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GDP增速仍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潜在产出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滞后等负面因素尚无显著改善。

　　为应对危机及后期产生的深层次影响，主要经济体进行了诸多努力，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等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提振短期增长，提高潜在增长率。从实际情况看，货币政策为应对危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边际效用已开始递减，货币政策加杠杆已经做到比较充分甚至再次面临风险的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一方面仍有空间，另一方面更为适合当前的全球经济现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发展“瓶颈”需要公共资金加大支持，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补足短板。我们注意到，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结构性改革的进程都相对滞后，尽管主要经济体对改革早已形成共识，但实际进展相对有限。为此，作为G20主席国，在中国的引领下，2016年G20杭州峰会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纵观过去10年，可喜的是全球经济没有被危机击倒，没有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忧虑的是，危机爆发至今10年，全球经济仍没有从危机中彻底走出，不但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及危机之前，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增加；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新老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全球经济治理滞后，无法反映经济现实；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反映在具体问题上，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大、贸易失衡和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可以说，要彻底走出危机，实现强劲、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全球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得我们从危机中反思和总结的还有很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远非危机前可同日而语，中国倡议、中国思想和中国声音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危机伊始，中国积极践行大国责任，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推出了有效的刺激措施应对危机，挽狂澜于既倒。2010年至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发挥了全球经济“火车头”和“稳定锚”的作用，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贡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还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地维护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摆脱贫困的愿望感同身受，一直在努力予以支持和帮助，无论是具体的合作项目，还是发展经验共享互鉴，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本文系《危机·洞见——破解全球经济沉疴》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