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新增长点 打破宏调困局

　　■张涛

　　内外经济结构失衡情况下，总需求宏观调控难度增加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三过”问题，在表象上是由于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迫使货币连年超额供给，引发了投资过快增长、资产价格泡沫集聚、全面通胀压力骤增等问题，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未因2005年汇改的启动得以释放，反而在美元战略贬值的影响下，日趋严重，而在货币当局关于纠正人民币低估的承诺和国内资产价格重估（“资本洼地”效应）的双重刺激下，境外的热钱大举进入，造成流动性长期过剩的局面，使宏观调控难度增加。

　　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宏观层已经多次强调加快推进结构优化是根治之方，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诸如加大环保力度、加快资源品价格改革、调控出口导向性贸易方向以及对于房地产和新开工项目投资的严格控制等一系列调控思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两轮推动，而非“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驱动，同时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之下，使得经济运行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况且市场性调控真正发挥作用的预设条件也不尽完善。因此，此轮调控中，宏观层采取了以货币政策担纲、其他政策辅助，货币政策调控又以数量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的总量调控策略，保证了国民经济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微观环境的改善带来的生产、流通环节效率的提高，有效化解了上游成本上升的压力，进而维持连续四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2003－2006年间，ＧＤＰ年均增长10．4％；ＣＰＩ年均增长2．1％）。

　　但是2007年以来由粮、油、肉等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价格总水平的异动，表明长期因货币超额供给产生的潜在通胀正在显化，说明在经济结构未根本优化之前，单纯依靠市场主体内部的效率提升已不足以消除价格的波动，尤其是当前外部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上扬和内部由于基本生活费用上升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必然综合地反映为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上扬，而资源品价改的暂停亦表明通胀的严峻形势；同时在货币被动超额供给之下，投资需求也被无形中推高，而且企业利润的高增又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规模的扩张程度，再加之适逢地方政府换届和主要政绩考核仍以ＧＤＰ增长为主，产生了在房地产、新项目的强力拉动之下投资的多次反弹，进而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经济过热局面概率的上升（第一次出现在1988年——当年ＧＤＰ增长11．2％，ＣＰＩ增长18．5％；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当年ＧＤＰ增长13．4％，ＣＰＩ增长14．7％；2007年前三季度当年ＧＤＰ增长11．5％，ＣＰＩ增长4．14％）。正是鉴于此种境况，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经济滞胀风险在集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今后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同时明确“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宏观调控基调，一方面表明宏观层仍将延续前期的调控思路；另一方面包括价格改革、体制转变、社会民生等在内的结构性调整也将稳步推进。

　　受全球经济景气的影响，尤其是伴随美国经济的放缓，外部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重，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由于外部需求骤降带来的经济不稳定，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如果严厉的调控政策、外部经济不景气、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奥运”会后效应以及物价上涨继续传导等诸多因素不适时地叠加起来，很有可能出现投资下滑、出口下降、消费不振和全面通胀的经济滞胀局面。

　　那么，如何打破由于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宏观调控困局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抓住新的增长点。新增长点的缺失或者难以把握，才是造成总量规模不断增长、结构调整却步履维艰的症结所在。在巨大的就业、公共支出和社会稳定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犹如一架高速行驶的飞机，问题是如何在飞行中安全地更换引擎，即决策层一再强调的尽快实现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变。

　　抓住新增长点，打破宏调困局

　　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角来看，当前流动性过剩的背后，实际是发达国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已完成了由商品输出到生产、贸易扩张（产业空洞）直至金融资本渗透的战略转移。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亦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且在发达国家的鼓动之下，国际游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金融资本渗透实体正逐渐将以中国为首的新型国家和地区异化为他们的提款机和风险承接者。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此次中央“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全面提高对外经济工作质量和水平，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的态度，也表明决策层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经过近50年的追赶发展战略，中国已经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一味为了经济的平稳发展，砍投资、压出口、收资金将无助于今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加快“中国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实现中外资本的有利、有效融合；加快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前移化和高端化；强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控制力；同时通过利益共赢加大对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力，缓解外部“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压力，进而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才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核心。

　　如果从全球战略布局的视角观察当前经济矛盾，不难发现：以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为特征的投资过热、受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内需不足、以就业压力和进口不足为因的巨额贸易顺差、顾及于政治、社会稳定的调控困境等等问题，总而言之在于新经济增长点的难以把握。如果能够调动各层面的积极性、汇集全社会的智慧，经过科学分析论证和果敢的战略决策，在全球经济调整期中率先找准和抓住新的增长点，那么，我们的进口就不会因控制投资规模而增长乏力，产业结构也会在新的投资取向的助推之下加快升级，出口方面则会在不伤及就业和利润的前提下迅速优化，而宏观调控也自然就从“总量控制”的局限中解脱出来。相应地，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汇率压力等问题亦将迎刃而解，流动性问题不会成为经济波动的潜在成因，反而会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具体到调控政策方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下三点：首先要抛弃金融调控万能的认识，在不断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积极推动资源品价格改革，切不可受通胀的压力而因噎废食，盲目快速大幅升值人民币；其次是要加快推进财政支出改革的步伐，包括支到哪支多少怎么支等一系列体制性建设；再次就是运用多种手段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解决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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