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纯真年代

　　-本报记者 覃里雯／文

　　并非起因

　　2004年11月2日，又一个湿冷灰暗的清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Linnaeus街已经车水马龙。身躯庞大、金发凌乱的迪奥.凡.高像很多阿姆斯特丹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他的电影 制作公司Column TV上班。

　　这条街上的人们都认识他，或者至少听说过他：荷兰著名画家文森特.凡.高的弟弟的直系后代、著名电影导演、专栏作家、挑衅成瘾的家伙，为自己惹了一身官司。被他无情辱骂过的人群包括资本家、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基督教徒，甚至还有与世无争的佛教徒。不久前，他挑衅伊斯兰教的电影《屈服》刚刚于8月份在荷兰公众电视台播放，他在电影中暗示，古兰经教导男人迫害女人。

　　8点45分，正在匆忙赶去上班的人们忽然听到枪响。凡.高被一个穿着传统阿拉伯长袍的年轻人用一把手枪击中，他倒下车来，爬向街对面，在一家洗衣机零售店前他失去了力气。年轻人跟上去，接着向他开火，在他身体里总共留下8颗子弹。47岁的凡.高恳求：“别！别！发发慈悲！发发慈悲！”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也尖叫着恳求他停下。但接着他拿出一把长尖刀，割断了凡.高的喉咙，几乎将他的头割下。最后，他把一封五页纸的信用另一把刀扎在凡.高的心脏上。信是给阿亚安.席尔西.阿里的，她是一个来自索马里的荷兰议员，和凡.高一起制作了电影《屈服》。

　　很快，26岁的刺杀者、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第二代摩洛哥移民莫罕默德.布耶里在与警察短暂交火之后被捕。警方宣布，他刺杀凡.高的动因是“极端伊斯兰教信仰”。

　　整个欧洲陷入了震惊、愤怒、痛苦、迷惑、反省、争吵中。

　　虽然见到了2001年的纽约9.１1事件和2004年的西班牙马德里造成191人死亡的火车爆炸，也见到了无数发生在伊拉克的人质砍头惨剧，但没有人会想到，以“文化宽容”著称的阿姆斯特丹会养育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恐怖分子，血腥的意识形态之争会发生在可以自由购买大麻、性产品、名牌时装和世界各地印刷媒体的街头。

　　英国《经济学家》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是列出卡尔.波普尔式的简单公式：“这个悲伤的故事不仅给荷兰，而且给整个欧洲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自由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不宽容者……多元文化主义和宽容现在都遭到了广泛的进攻。”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以来，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再次面临纯真年代的结束。和以往的情况一样，在表面的矛盾之下潜藏了很多尚未被真正了解的原因；和以往的情况一样，这一次，面对即将到来的威胁和冲突，欧洲再次措手不及。

　　宽容还是遗忘

　　2004年3月15日，法国国会通过国家教育法2004228号第141-5-1条：“在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禁止学生以所佩戴饰物或穿着明显显示其宗教信仰。”

　　这条法令导致轩然大波，抗议传遍欧洲，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在那里，极端组织绑架了法国人质，要求法国撤销这一法律。在指责、疑虑和不解的质询面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坚定不移地回答，这条法律对保护法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1905年，对“神圣的世俗化”的法国公共教育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天主教学校女生金项链上十字架的大小。而今天，是穆斯林女性的面纱。

　　“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一直没有真正的了解，什么是伊斯兰？面纱吗？大部分穆斯林从来没有见过面纱。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穆斯林，甚至什么是阿拉伯人？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被好好想过。”37岁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者耶胡恩.德.克鲁特不悦地对《经济观察报》说。

　　荷兰的宽容是以冷淡和距离体现出来的：与移民群体保持距离，只要彼此无涉，你干什么都行。耶胡恩曾经对此非常不满，但是现在他以更平和的态度看待这一点：“毕竟，你不能要求人们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和好奇心。”教养和对多元化社会的信仰所导致的冷淡，在一系列连续的惨剧之后，反而显出它的价值。

　　但多元社会的宁静已经被这种冷淡所留下的后果永久地、彻底地改变了。

　　在法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1991年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内战逃出的难民；在德国，他们主要来自土耳其，1960年代早期，富裕起来的德国大批引入土耳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家人随之而至；在接近北非的西班牙，穆斯林自8世纪阿拉伯帝国跨越三大洲时就一直是这个国家人群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荷兰、比利时……穆斯林大多数是来自贫穷的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无论来自何方，起因为何，穆斯林移民始终不能很好地融入所在国。他们居住在巴黎衰败的外围，见证了政府发展计划的失败；他们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区、汉堡的穆斯林区……第一代移民显示出非常强的适应性，并且保持安静。他们在各国的主流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安居边缘地带，迄今，法国仍无一名穆斯林议员。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简.克拉美曾经访问法国，13年后，她回忆起当时法国的穆斯林群体对战争保持沉默、伊斯兰教长尚未获得势力的状况，对比13年后的现状，深感震惊：处于社会边缘的穆斯林，其人口在悄无声息地增长。在15年内，穆斯林将占整个欧盟人口的20%。到2010年，穆斯林将占荷兰的几大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芝等——人口的大多数。

　　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上，第一代移民的后代也与父辈截然不同：他们说流利的所在国语言；许多年轻人在就业率下降的欧洲接受政府津贴，游荡在社会边缘；他们对自身的状况很不满意；他们的政治意识和诉求比但求温饱安宁的父辈要强烈；主流社会顽固地将他们继续称为“移民”，他们往往只能从遥远的祖籍国家获得自我身份——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可能只在暑假里在祖籍国家(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叙利亚，诸如此类)待过两个星期；右翼党派对移民的敌视态度使他们深感不安和愤怒……

　　一半被迫、一半自愿的穆斯林欧洲移民的边缘化状态，给激进的伊斯兰教派造就了空间。

　　在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一个名叫“穆斯林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开始渗入欧洲的穆斯林群落，在衰败的工业区传道。丧失工作、无所适从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聚集起来。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似乎找到了解释：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需要的是清洁和伊斯兰的秩序。

　　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强迫和威胁：已经入会的男孩子在学校外成群结队地跟随放学的学生，强迫他们加入，否则就施以老拳。女孩子被要求佩戴头巾，拒绝这样做的女孩子会被殴打。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女性理应接受男性的“保护”。在2002年10月，一个拒绝男友要求的17岁女孩被他活活烧死。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那些从来不配戴头巾的女性——从母亲到女儿——都开始佩戴头巾。连北非部落割阴的习俗也被召回了，一些女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流血致死，因为她们的父亲不想让男性医生看到她们。

　　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政府所进行的惟一相对成功的干涉，就是禁止在公立学校中佩戴头巾。许多主张强迫和帮助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议案，因为漫长的官僚程序和对预算的“敏感”而不了了之。

　　凡.高案件显然给种族冲突历史悠久的美国一个嘲笑自视高贵的旧大陆的机会。《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威廉.普法夫带着近乎复仇的讽刺解释了旧大陆对移民的心态：“在德国，民族性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源于种族的，移民一开始就在文化或政治同化过程中被排斥，伴随着他们的都是终将回家的‘客人’这种假想……”；“荷兰——和英国一样——声称他们的目标在于建立平等的多元文化社会。这是一个可以顺手拾来的幻想，或者一种虚伪的形式，因为荷兰和其他的西欧国家一样，一直相信自身社会的优越性，高傲地拒绝国家文化和宗教的力量。”

　　在种族冲突面前尚显稚嫩的欧洲开始真正的反思和对话。英国《卫报》为凡.高事件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穆斯林讨论会，参与讨论会的都是事业有成的穆斯林青年，他们在突如其来的敌意面前感到无力。在众多的发言者当中只有一个赞同自杀性袭击的穆斯林，他最后被大家打断了。“我们的形象被一个人扭曲了。”与会的青年说。

　　无论如何，至少这场讨论将使欧洲面对它一直回避的问题。Qantara的执行主编莫娜.纳格尔认为，讨论应该从别的角度展开：“宗教总是在不断被赋予新的诠释，在发展。不能把它当成非历史的、僵死的东西。伊斯兰教也是如此。”粗暴简单地将伊斯兰等同于面纱、割阴或者恐怖主义的时代可能也将随之结束。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真正理解这个不断演变的宗教的开端。

　　身份

　　所有欧洲人都带着危机在讨论身份的问题。

　　在德国，柏林市某区的区长宣布，多元文化已经死亡，过分宽容已经导致了平行社会。知名政治家呼吁制定法规，强制伊斯兰教毛拉以德文传教，而不是以土耳其语或者阿拉伯语，一边社会监督极端主义的苗头。新的移民法规定移民必须上德语语言班。

　　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在谈论身份问题，他对《纽约客》杂志的记者说，法国的身份，是一个公民身份，是在公立学校的中立空间中形成的身份，是19世纪法国世俗教育之父裘力斯.费里所说的“核心庇护所”。你可以看到，那个伏尔泰的信念奠定的社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的社会，已经被更现实的看法替代了。有些曾经无害的观点的表达也被认为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但是欧洲并没有走回头路，它依然在坚持启蒙运动造就的传统。

　　最后的一项失败的努力是由天主教徒做出的。也是在凡.高遇刺后，上百万名天主教徒在梵蒂冈教皇的热切支持下联名向欧盟委员会上书，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时机，应该将天主教传统列入欧盟宪章，以保持欧洲的传统不被玷污，或者击垮。欧盟主席、法国前总统德斯当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还在继续收集签名和上书。

　　“我想他们至少应该优雅地认输。”一位欧盟官员说。这一次，深悉宗教国家之弊的旧大陆明智地拒绝了宗教的诱惑，与大西洋彼岸向上帝宣誓的总统再次划清了界限。

　　背景

　　正在改变的旧大陆

　　欧洲改变的证据和线索越来越多，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网络不仅将欧洲作为一个基地，还将其作为袭击目标。不管怎样，欧洲各国政府的“膝跳反应”已经开始了。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情报系统和安全反应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和政治措施。荷兰政府首先宣布计划增加对其国家安全机构AIVD的拨款；关闭宣扬激进观点、“破坏公众秩序”的清真寺；简化逮捕恐怖嫌疑人的程序；宣布参与恐怖行为策划也是犯罪。有些政治家主张禁止外国传教士入境并由政府监视清真寺——仿佛重演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国家与天主教堂之间的权力之争。阿姆斯特丹市长约伯.科亨已经配备了4名全副武装的保镖。

　　英国内政大臣宣布，政府正在考虑建立特别不设陪审团的恐怖主义法庭，并允许以窃听的对话记录作为呈庭证据。在此之前，英国于2001年就通过了反恐怖主义、反犯罪和安全法案，允许无限期拘留与恐怖活动相关的外国人。

　　比利时政府称它将镇压宣扬反犹主义和反西方言论的阿拉伯语电台和网站。该国司法部长及两位同事在收到恐吓信之后，立即被置于24小时警力保护之下。

　　法国的反恐政策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它轻易通过了大部分不经审讯就拘留恐怖嫌疑人的法律，嫌犯可以不经审判被拘长达数月。

　　西班牙的警察可以不经指控就拘留恐怖嫌疑犯达13天，如果有指控，那么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拘留嫌犯长达4年。

　　在德国，新的移民法使得驱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更为容易。10月份，德国驱逐了麦廷.卡普兰，一个非法伊斯兰教组织的土耳其创始人。激进伊斯兰教徒要留在德国，可钻的法律空子越来越少。

　　……

　　但是，这些亡羊补牢的措施还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根据自1999年策划美国驻巴黎使馆爆炸案以来的记录(直到最近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案)，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也就是实施恐怖行为的人通常是极端组织的边缘人物。如何在恐怖行为实施之前进行制止，同时又不侵犯公民的隐私和合法权利，这仍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链接

　　在任何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里，主张非暴力的和平与稳定都是维持各种族、各宗教文化和谐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旦这个条件遭到破坏，暴力便成为一些人维护其所谓真理的借口与选择。在马德里连环爆炸案发生之后，本报记者覃里雯为此撰写了《暴力并不能减少暴力》(2004年3月22日，第152期)一文，作者认为，暴力并不能减少暴力，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在一个暴力不断升级的世界里，有一个事实最容易被忘记，那就是：没有任何美好的未来值得并且可以通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恶劣的途径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