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证件和他们在城里的生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5日 16:23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张帆张杰(实习) 北京报道

　　何明猛

　　何明猛在床头摸索了片刻，那里缺少亮光，夹在另一个双层床和墙角中间，30平米左右的工棚里，有一盏不甚明亮的低压灯挂在屋顶，它散发出来的光线只够照亮摆满四周墙

壁的双层铁床的表面，难以顾及床的深处。

　　屋子中间摆着一口颜色已旧的棕色木箱，这是这个棚子里最适合做饭桌的家具。棚顶不见残雪，2004年12月北京晚到的第一场小雪没有让这个位于和平里某处建筑工地的工棚变得洁净一些，它很快就化掉了，没来得及在屋顶扎下根来。不像何明猛，是啊，一转眼他前前后后在北京呆了十来年。

　　他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是1987年冬，下着大雪。在家乡四川仪陇县，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雪天。到了2004年，我国已有1.3亿农民离开土地，9000万农民在城镇生活，可在那时，按照他的说法，能够从乡里出来的剩余劳力还少得可怜。

　　何明猛从床深处抽出身来，把一叠证件摆在木箱上，刚刚取走的薄铁皮饭钵留下一圈一圈油渍。除了上岗证和身份证，最大的是那张深蓝色面皮、印着烫金字样的“北京市外来人员就业证”。

　　这个盖有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证件共六页，后面三页是就业记录，第三页写着何明猛的个人信息，第二页印着说明。就业证本来一直由建筑公司保管，何明猛跟管理员关系好，就拿了出来，虽然过期了，也还保存着，做个纪念。

　　“那没啥子用”，他说，隐约透着川音，不紧不慢。他的话引来同屋七嘴八舌的附和，他们的就业证都由公司统一收着，应付检查。对自己手里没有证件，他们并不太介意。何明猛笑着说：“找工作用不上这个，找到以后公司就给办。”

　　他不太了解办理证件的来龙去脉，但同屋子里其他人一样，知道办齐这些证得花去300块钱。

　　屋子里住的14个人都知道就业证被取消了吗？不，他们显然还没有听说，2004年10月2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表示，以往专门对跨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实行的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将不再实行。

　　即便在实行就业证卡管理的那些年，没有就业证的农民工还是在城市的大小角落生活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崔传义说，这部分被称为“黑打工”的农民工占到半数左右。他们从未听过《就业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但他们往往会被两证年检费高达280多元的事实吓怕，当他们去补办《就业证》的时候。

　　大家说话时，何明猛“哔”一下打燃了打火机，他的手指因吸烟和绑钢筋略显焦黄，指甲缝里有些泥土，深蓝毛衣因覆盖着尘土而接近黑色。他慢慢给自己点了一支烟，把打火机塞进穿着的胶鞋，来回拨弄。

　　是的，尽管他每月赚一千四五百块钱，将生活费控制在四五百左右，他还是会花掉近百元的烟钱。除了抽烟、喝点小酒、打打牌，他们还有什么可玩的呢？1998年到2001年外面严查外地人证件，整天窝在工地里，虽然憋得闷极了，也就磨出耐性来。对了，证件在那时候还管点用，被查的时候如果不齐全，就得被遣送回家。呆都呆不下来，还谈啥找工作呢？

　　那时，城里仍有超过100种行业不得聘用农民工，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并不向农民工开放，擅自招收无证农民工就业的企业随时面临检查和罚款，农民工就业范围被人为限制在被称为“脏、乱、差”的行业内。这种保护城镇职工就业特权的措施由上海在1994年首创，随后推向全国。南京市1995年一次性清退农民工4000人，可并没有多少下岗职工愿意适时补进那些行业中。

　　除此之外，何明猛想不出工作之余他还能做些什么。“网吧是高科技，年轻人才去。”他已经40岁了，“我的智商低”，他笑着，平静地作出了判断，并且接受了，用来解释自己的生活状态。

　　2003年，这个城市22.8%的农民工集中在建筑业，建筑业一线工人基本上都是外来民工。其他行业，比如餐饮、居民服务、零售等第三产业，也主要依赖进城农民工。由于整天呆在工地，除了他做过工的地方，何明猛对京城的生活还不甚了解。他对这里并没有太多留恋，终归是要回家。

　　缓缓地吸了口烟，他开始说起自己的家人。“媳妇苦啊”，何明猛不断重复。媳妇一人在家，照顾两老三小，三亩田地全靠她打理……他淡淡地笑着说这些事情，显得有些内疚。可不这样又怎么行，“三个女儿上学花的钱全靠我”，他说。每年这笔钱是1.5万块。用光了他一年做工攒下的七八千，剩下只能花家里的积蓄。

　　围着的工友大都慢慢散开，显然他们都听过这些，况且，谁家没有这样的难处呢？

　　由于长年在外，何明猛已经不太清楚家里的收入和开销，还以为现在每人每年上交的农业税费仍有450元，对修高速公路、乡村公路、修学校、改河道和堰塘征收的费用心存不甘。

　　“没有了，现在也就交100多”，马勇躺在旁边的床上纠正说。这位小老板正带着包括何明猛在内的20来人，从大包工头那里接一些小工程来做。他从被窝里探出头来，起皱的西服下，破开的床单露出包装用的厚塑料泡沫板，那是他们的床垫。

　　1997年，马勇家里每人要交差不多450元农业税费，再加上自己吃、买农药化肥、买种子这些花销，种地根本不赚钱。1997年之前，还可以交粮食，现在只能交钱。不过，税费总算是降了下来。

　　何明猛还是一片茫然，但他清楚地知道，为了供养三个读书的女儿，他还得在外干上至少十年。然后再干十年到60岁赚养老钱，回家把土墙房子重新修过。他把这些年在外的生活用“漂泊”两个字概括，这个略带文采的词在从头到尾平实的口语里，显得有些突兀。

　　虽说就业证已经没什么用，何明猛没觉得它的兴亡跟自己生活有多大关系。有没有它，他难道不一样还得出来赚钱？不过，“2008年办奥运的时候，是不是又要严查证件呢？”他说。他还想，什么时候暂住证能够取消。

　　他诚恳地述说着，脸色微微泛红，好像不是因为激动，他的笑容仍旧显得平静，不像挤在他身边的22岁的小伙子笑得那样腼腆。在外漂泊了近20年，见过的人多了。18年前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也才23岁，也应该对陌生人感到生疏。

　　他笑着，一直不正视你的双眼。

　　孙碧联

　　孙碧联轻轻地嘬了一口可口可乐，用纤细的手指摆弄吸管。手的皮肤白皙，脸色也一样，就像大多数从四川出来的女孩。

　　不知为何，她的指甲边缘盖着一圈黑色。这应该不是工作时弄脏的，在超市里卖卫生纸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生煤炉的缘故，她和丈夫住在清河一个小村子里，没有暖气，不得不自己生火。

　　孙碧联从包里抓出一堆证件扔到桌上，把手收到杯子背后。

　　这里有身份证、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两张健康证和四川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美廉美超市要求我们有暂住证、身份证、健康证、就业证和婚育证明，才给办上岗证。”她解释说，“第一次办健康证得花118元，第二次花78元。”她声音略尖，语速飞快，语调稍高，说话干脆。她对花好多钱办健康证有些不高兴，何况还得经受等待体检结果的煎熬。“有个老乡体检结果有肝炎，没拿到健康证，钱白交了，工作也找不到”，她责怪说。

　　1994年她没有读完初中就离家外出，先后去了江苏、深圳和北京，做过纺织工、质检员，卖过茶叶、干货和卫生纸。为什么要出来呢？上学路上新添了一座坟，她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所以停了学。她没有说因为家里缺钱。

　　亮绿色长外套颜色夺目，衣领镶着白色长毛绒，那是比较时髦的款式设计，可是配了那大片刺眼的绿和普通的棉质衣料，很少有城里女孩这样穿着。她还穿着深绿的毛衣，两耳戴了墨绿耳钉，颈里带着黄金项链。

　　是的，那是她错以为是就业证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她点点头。能不说话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安静，尽量少地显露自己的口音。

　　在何明猛的就业证第一页，贴着的正是这张“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浅棕色的纸面上印有持有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和输出地等信息。从1994年起，由劳务输出地办理《就业登记卡》，由劳务流入地办理《就业证》(各地名称不一样)，证卡合一有效。这个因地区不同价格有所差异的《就业登记卡》曾被认为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杰作，然后在绝大多数劳务输出大省得到了推广。这个制度认为政府有责任控制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农民工应该就近就业，如果需要出省的话，那也应该在政府的监控能力之内。

　　与就业证相比，那张外出就业登记卡对何明猛和孙碧联更有用。“前些年春节出门打工的时候必须办，否则出不去。自己去政府办花20块”，孙碧联飞快地翻动着嘴唇，“从老家到县城火车站的路上，有专人查车，没有卡的被罚款50，还得交钱再办，交多少就没准了……”

　　何明猛说以前家里交农业税费时会被按外出打工人数征一次办卡费，出门时自己还得再办一次。孙碧联没有提到这个，她只知道在1999年到2001年那些年头里，不办上一个几乎出不来。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个卡片，孙碧联有自己的想法——还不是为了收钱。

　　北京对农民工进城实行总量控制，朝阳金盏地区办事处社会保障所副所长张玉平说。每年春节前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外来分中心给街乡办理务工人员的部门下达就业证指标数，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若完不成指标，有政绩上的惩罚。

　　洁净的窗外天色已暗，飘着北京今冬第二场小雪，玻璃上她的影像变得清晰起来。染过的头发往后扎了个马尾，梳理得一丝不苟，眉毛也修得同样精致，这让她看起来同四周麦当劳的店内装修一样干净整洁。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来麦当劳，但不常来，因为不喜欢吃麦当劳的东西，她说。不过，如果孩子来了北京，一定要带他们来吃，即使贵了点。虽然才23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女儿刚开始上小学，生小儿子的时候还被罚了款。

　　她开始利索地说起自己的直性子来。比起花钱办冷冰冰的证件，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那些瞧不起人的城里人，这可能是她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障碍。她说自己脾气不好，不愿意受气。“如果太软弱，工作的时候就会被欺负”，她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如何对付欺软怕硬的主管，如何还击那些高傲的城里人。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呢，“没有外地人，北京人过得好吗？”她说她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即使这两年出门不再查登记卡了，她还是让家里代办了一个寄过来。她害怕像以前看见的那个服务员一样被带走遣送回家，丢了工作，也担心缺少某个证件找工作困难，总把证件准备齐全。手头上的暂住证已经过期了，不过现在几乎不查，再说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办，所以就耽搁了下来。

　　“你知道就业证被取消了吗？”

　　她摇摇头。

　　“你觉得取消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工作应该好找些吧，她犹豫了半天，无法肯定自己的判断。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她，找工作还不得靠亲友介绍和自己努力。

　　家里的炉子快要灭了，她说，她要回家为丈夫准备晚饭。丈夫刚做了小包工头，这让她燃起在城里生活的希望。当然不是在北京，她说，她会在绵阳或成都做些小生意，那里生活便宜，离家乡不远。

　　王强

　　王强把衣袖挽到肘上，露出浅黑色的双臂。他用一只手指指另一只手背、手心和手腕残留的疤痕。“这都是以前给人染发，皮肤对药水过敏留下来的。”指甲由于工作的关系修理得干净且短。他直视对方的眼神表明，他愿意多谈谈。

　　就像大多在发廊工作的人，他希望同客人迅速建立良好的关系，谈话是必要的。但他一点都不多嘴，不会让你觉得受到侵犯。

　　屋里充满洗发水、香水、口者哩水和发蜡等化学品的芳香，气味浓郁。这家位于东四二条附近的发廊开业已三年，而王强已在里面干了两年的时间。

　　“医生跟我说不要再干这一行了”，他放下袖子，理了理黑色的衣服，那是店里统一的制服，后背印有发廊的名字，小工和技师都得穿，当然，大工除外。

　　但他还是干了下来，而且一干就是三年。他起身检查了客人头上涂抹过药水的发卷，坐下来继续说。他现在是店里的技师，也是惟一的一个。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做大工了。他的收入每月三四千元。

　　“我很努力，”他说，“所以老板和经理都很看重我。他们想把我培养成发廊自己的大工”，可这肯定会与其他请来的大工发生利益冲突，他说。为了让客人明白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师傅，他还急于介绍好多护理头发的技术。

　　王强刚刚把头发染回了黑色，留得非常短，干净利落，皮肤偏黑，略糙。他小心翼翼地说着话，生怕说错了什么。他抖抖手腕露出一块银色的手表，指着它说这是经理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过不多久，他就满23岁了。虽然外貌看上去跟实际年龄接近，可谈吐要比这成熟很多。从对发廊大工、老板和经理间微妙关系的认识来看，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远超过目前所做的工作。

　　店里有十来个大工，大都是店里请来的师傅。这些大工每月收入多的能到四五万元，最少的还没有王强多。“别看我现在给他们做助手没什么利益冲突，如果做了大工，那就是跟他们抢生意，肯定闹矛盾”，他不断设想今后遇到的挫折。

　　现在，没有什么比搞好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了，成为发廊自己培养的大工之后，难免要更多仰仗大家。

　　至于证件嘛，对，他有就业证，反正该有的证件都有，由柜台后面那位服务生收着，都由发廊统一办理，平时也用不着这些证件。发廊用的外来工，一般先到店里来试工，根本不用事先准备什么证件。如果经过试用留下来了，由发廊出面去办。办一个就业证花100元，王强记得是这么多。

　　大工看了看客人的头发，顺便教了他一些要领，他耐心地听，不时应着，显得谦虚而温和。笑容总是瞬间即逝，说话时如果不是认真地看着你，他就老低着头。

　　即使出门之后性子隐忍了很多，他也曾经跟亲舅舅闹翻过。1997年离开新疆老家的妈妈和两个弟弟来北京，跟着舅舅做水果生意，舅舅对他不好，晚上他只能睡在水果车里，遇到下雨天就躲在屋檐下。跟了舅舅两年，他选择了独自生活。独立有什么难的呢，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他们了。

　　烫发用的加热器预定关闭的时间还没有到，王强在店里转了一会又坐下来。独立之后，他做过饭店服务生，但那样的工作他觉得不够体面。他要做一个让自己看起来更接近城里人的职业，发型师显然足够让人尊敬，他把医生的建议抛到脑后。

　　比起前些年来，他变了很多。三年前，出门他总穿西服和皮鞋，但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外来人员。在2001年北京申奥最紧张的时候，在地铁站他曾被拦下查过证件。现在，下班以后，他穿着随意且时尚，左耳戴耳环，右臂纹了一个怪物图案，你很难看出他来自农村。他背的时髦挎包也是经理送的，你看，老板们对他多好，东北分店就要开张了，他得去那边撑门面。

　　可是王强还是喜欢呆在北京。他好不容易呆了下来，况且还有一条光明的前途摆在眼前。而且，今年几乎不查外地人证件，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他太忙，要从早上八九点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周休息一天。偶尔泡泡酒吧，去三里屯的男孩女孩，也去后海。去网吧只打游戏，玩上一个小时就出来，“太浪费时间”。

　　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看电视，也不知道获得“2003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的熊德明跟总理讨过工钱。做美发这行几乎不被拖欠工资，“可能做建筑和装修的被拖欠得多吧。”他猜测。何明猛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他和他的工友们来说，这很正常，谁没被扣过千八百？

　　“是吗？”王强平静地说，他不知道就业证被取消了，不知道北京市宣传部门今年已经要求把“外来人口”改称“流动人口”，也没有把杂七杂八的证件同自己的将来联系起来。他买了商业保险，每个月要花去几百元。跟何明猛、马勇、孙碧联一样，没有人给他上保险，他甚至不知道城里人上保险单位和国家还得出钱。当他得知今后外来人员也会这样，他淡淡地说：“好啊，那很好啊。”

　　王强要留在北京，虽然这是个比乌鲁木齐工作紧张的地方，而且将来开发廊钱越来越不好赚。16岁他初次来到这里，这个城市大得让他感到害怕而不敢迈出院子，现在他已相当熟悉它。当然，有时间他要回新疆去休闲。妈妈来电话说，今年暖冬，新疆下的几场雪都没能积起来。“往年从下第一场雪起，整个冬天地上都盖着雪”，王强望着窗外。

　　入夜了，屋外寒气渐盛，飞驰过的汽车扬起的雪粒在空中卷舞，清冷沿着街道渗透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