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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金彪
在入世的第三个年头，涉及到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制药巨头辉瑞与葛兰素史克的两场知识产权官司特别引人注目。正如人们预料地一样，入世之后，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制药企业争夺的焦点。
目前，围绕“万艾可”爆发的辉瑞和国内12家制药企业的专利之争，仍然没有结果。虽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员会否决了“万艾可”专利，但辉瑞方面奋起反击，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国内制药企业还没有拿到生产国产“伟哥”的“准生证”，国产“伟哥”的上市仍没有确切的时间。另一场围绕着“罗格列酮组合物”（一组制造糖尿病药物的盐）的专利之争，以葛兰素史克主动放弃专利而告终，但，葛兰素史克仍然拥有主要授权专利——文迪雅化合物（治疗糖尿病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
从这两场围绕着药品专利的纠纷来看，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制药企业已经开始具备了相当程度的专利维权意识，能够在跨国制药企业申请专利之后，果断出手，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国医药企业仅靠仿制将更加艰难，热衷于仿制外国药品不再是长久之计。
按照世贸有关规则，未经许可仿制药品将会被起诉索赔，中国制药企业如果要生产专利药，也只能以向专利开发方购买生产许可证的方式生产。按照国际惯例，在专利期内仿制某种新药，每个专利约需500—6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国内药企一旦被认定为专利侵权就至少要赔500—600万没有。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字，国内一般的制药企业都无法承受。
专利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组化合物，不过这种化合物包含有特定的“治疗信息”。一般这种化合物从寻找、获得到临床实验，需要花费10亿美元和10年的时间，而这种化合物一旦被发现出来，仿制的成本却极低。在入世之前，面对中国缺医少药的状况，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加上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医药企业很少自主安排生产，缺乏必要的市场意识。长期的仿制方式虽然节约了大量的研制新产品的资金，但企业形成了“多快好省”的仿制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入世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开始和世界接轨。面对苛刻地入世规则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国力，决定了中国制药企业不可能从完全仿制一步跨越到自主创新，而只有走仿创结合之路。所谓的仿创结合，不是抄袭、侵权，也不是简单地照人家的产品拿来模仿生产；而是要利用公知理论对已知活性组份进行修饰、改造，进行再创造，用自己研究的工艺条件、设备、检验方法等来完成产品开发。当然中国制药企业还可以仿制过了保护期的专利药，但这时的市场利润空间已经不大，还有即使是过了专利期的药，可能仍有一系列工艺技术专利还在保护期内。因此对中国制药企业来说，只能是绕过现有的专利壁垒，开发出自己的技术来，实现仿创结合，最终走向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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