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警惕经济下滑风险(2)

　　第二个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是贸易。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已经开始明显减弱。去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还在20％以上，到年末下降到6.8％，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下降到“零”增长。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头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头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当月的出口增长率也只有6.5％，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率的最低点。出口需求减速也开始向工业生产传导，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率只有14.8％，已经低于同期工业增长率，这也是5年来所未有的。

　　有人认为由于美联储和西方各大国央行联手救市，这场由次级债所引起的危机很快能过去，不会成燎原之势。而我认为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一是次债的还债高峰是在今年6月前后，目前还不是高潮。二是还没有到高潮的时候，美联储的减息空间就已经很小了，到高潮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三是美联储在减息，金融市场却由于风险越来越高而不断进行自主性紧缩。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基础利率与伦敦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的利差在5个月内就拉高到100个基点，而正常情况下是高出20个基点，到今年3月14日，伦敦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已经上升到5.9％，加上美联储最近一次降息，利差已经拉高到365个基点，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像当年日本金融危机那样，即由于金融市场紧缩导致金融市场和产业经济都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而把经济不断拉向低谷，即使央行把利率降到接近于“零”也无济于事。

　　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能够持续5年之久的两大基本需求因素，如果这两大需求在今年乃至明年继续显著下滑，中国就真是遇到“内外需紧缩双碰头”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了。如果说去年我们还有理由争论中国经济是“趋冷”还是“趋热”，那么目前我们应该结束这个争论了，并且也许应该立即采取“从宽”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不论是趋冷还是趋热都有惯性，并且会到一定程度时加速趋冷或趋热。1998年以来政府为了启动经济耗时达4年之久，但当时的国际背景比目前要好，因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处在经济繁荣当中，2001年在“9·11”事件影响下美国经济虽然出现了衰退，但仅仅持续了8个月就又开始繁荣。这次的情况则很不一样，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很可能是一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并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期持续很长时间，而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的全球性严重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握好宏观调控由紧到松的转折点。

　　在发生内外需紧缩的情况下应采取怎样的刺激措施，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再强调一点，就是不能为了压抑通胀而伤害了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始终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虽然2月份的CPI已经上升到8.7％，但紧缩宏观需求不可能把通胀压下来，因为目前中国通胀的成因都是长期因素造成的，并且会在今后长期内导致较高的年均物价上涨率。宏观调控工具都是着眼于短期的，对长期结构性矛盾和外部长期因素都是无效的，但对压抑经济增长却仍然有效。从这点看，也必须把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压制通胀向保持经济增长转变。

　　作者认为，自2003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高潮，到去年6月已达到繁荣的顶点，6月以后开始逐步下滑，表现为工业生产与投资速度的回落。“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不利局面，有可能成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对此应妥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