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理不顺效率公平无助民生 茅于轼何错之有

　　叶檀 每经评论员

　　茅于轼先生再次坐在火山口上。一些经济学家由于对明显违背效率的开倒车之举很难视而不见，发言之后往往成为民意的宣泄口，茅先生的一身污水并非为自己承担，而是为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前两天看到茅于轼先生关于单位自建房的访谈，果然引来骂声大作，但我宁愿将此视作对于直言不阿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良知的奖赏。

　　与梁漱溟、晏阳初等先贤一样，茅于轼先生身体力行，在山西建立了一个扶贫基金，进行小额贷款，2002年4月创办一所专门以农村女性为对象的家政培训学校，校名“富平”，蕴含让民众尽快富裕的意思，基金非盈利，当然亏本。凭学者的良知进行的实验无法调动社会资源，只具有标本价值。上世纪我国的个体实验性质的新农村运动并未成功，茅于轼的试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一位上了年纪仍充满理想的学者，尽管他难以在目前的困局下对中国经济症候开出药到病除的妙方，但历史的经验与经济学的常识告诉他，单位集资建房既难以公平也难有效率。正因为如此，当初的房改才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摆脱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从来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

　　目前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讨论偏离了最基本的市场与保障的方向，使得民众分化成支持集资建房与不支持的两方，单位有划拨土地的职工想搭上自建房班车，而多数在市场谋职的中小单位或无单位人士则对于新的不公有所忧虑。

　　给予宽松的创业环境、提高民众收入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之道，茅于轼并未说错。虽然我国减贫已有成效，但贫困现象仍不容忽视。世行提供的1990-2002年全球最新贫困数据显示，按照每天消费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1.95亿人，在世界占比超过90%。但《贫困评估》指出，从2001-2003年，中国收入最低的10%人口中平均实际收入降低了2.4%。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公共资源的调控权。表现在财政收入上，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元中，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企业当年税后利润近1.1万亿元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元，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元，接近GDP的30%，政府储蓄急增。

　　在这样的财政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公平与效率，尤其在解决弱势群体的医疗、住房等生活的基本需要方面。以廉租房建设为例，我国廉租房资金缺口巨大。据建设部通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仅为47.4亿元，连3万亿的零头都不到，后出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等新政策，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北京市为例，计划从2007年到2010年用于实物配租的廉租房建设规模约47万—60万平方米，约1万套。其中，今年投入建设的2000套廉租房将于2008年形成实际供应，预计有34亿元专款保证建设，这个数字比2005年多，但相比以前的欠债则捉襟见肘。

　　增加民众收入是谓效率，进行民生住房保障是谓公平，两头都要理顺。责怪茅于轼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