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越来越少，楼市越来越虚，股市则是硝烟弥漫……在近乎掏空了第二、第三产业中所有的造富可能性之后，还有哪个行业或产业能够担负起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重任？这一次阿尔温 . 托夫勒的预言正在无限接近现实，至少对中国农业来说是如此。但托夫勒仅仅猜中了开始，对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过程而言，托氏所倡导的“融入技术创新元素的现代农业”更多的是停留在器物层面；从更为广阔的制度层面来看，农业企业与农民之间利益共同体的产业链模式才是通向中国农业金矿的捷径。

　　从田间到餐桌，农业如何工业化？

　　文_孙杨、方浩、何淼

　　没有什么比阿尔温 . 托夫勒的预言更能激动人心了。两年前，在他的新著《财富的革命》中，一条气势恢弘但很容易被忽视的预言是这样表述的：21世纪是世界农业大变革的时代，全球范围内将出现“第三次浪潮农业”。其中，托氏对中国农业的下一步尤为看好。

　　这个预言在2008年之初似乎找到了一些支持“自我实现”的画外音：油价依然处于高位，次贷危机继续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房地产市场“拐点论”居然在中国地产商口中说出……

　　还有哪一个暴利行业能够延续自己的“金矿”传奇？

　　先看看下面这组数据吧：2007年，中国在消费价格指数方面，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品上涨31.7%，蛋上涨21.8%.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中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比上年增产350万吨，增长0.7%，成为历史上第四个高产年，这是1985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4年增产。

　　一方面是高产，另一方面却是“高涨”。这种同步增长显然不能揭示出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国农业产业的利益攸关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产量与价格的“双高”仅仅是现象而已。“要从大农业的格局来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东方企业家》说，“这种现象只能说明，经历了重化工、地产乃至金融行业的推动和洗礼之后，中国经济又开始步入了一个调整期。”(详见本刊2008年第2期，封面故事《刘永好：构建新农业帝国》)

　　“中国农产业的发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刘用这种决绝的判断来定义这个调整期。2007年9月中旬，刘永好从成都飞抵北京，在刘手中，是一份长达6000字左右的关于中国农业产业现状及前景分析的报告，准备上书中央。据一家香港媒体报道，“刘永好此行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的接见”。

　　4个月之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众所周知，于每年年底举行的此项会议是决定来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走向的最高级别会议，从1993年至今，每年都有一个新的核心命题，在2008年来临之前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行宏观调控，而最引人瞩目的是，这次会议用了“强农惠农政策”的新提法，与以往“支农惠农政策”说法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意味深长。

　　从市场现象到企业动作再到政府政策，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似乎在昭示一个趋势：中国农业新浪潮为期不远……事实上，这更像一个伪命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中国农业的革新就从来没停止过，无论是最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近来被大力推动的现代农业产业。不同的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发展主题。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农业下一步的突破点应该在哪里？新希望的刘永好说：关键就是从饲料到餐桌，打通整个产业链；中国乳业领军企业伊利早就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可以不断递进；而大连韩伟集团董事长韩伟“农业企业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应扮演龙头角色”的提法，甚至获得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赞许……

　　可以预见，产业化、产业链将是中国农业在2008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关键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什么新提法，相反，如果说这几年在房价、股市等火爆的流行语之外还有一股暗流的话，那就是被中外农业企业相当倚重的“农业产业化”话题。

　　农业产业化的商业逻辑就是如何搭建产业链，这难道仅仅是指企业订购、农民饲养(种植)之间的简单关系？与农业问题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农业龙头企业要与农民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不能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购销关系；只有从思想和观念上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打通农业产业化的链条。

　　整合：箭在弦上浙江省奉化市冷西村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方。以前很穷，改革开放之后，家家户户开始种草莓，成了“中国草莓之乡”，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不过，这里的农民如果想卖自家种的水果，还要翻山越岭走上30多里路。

　　“那天我回奉化老家，碰巧看到表舅到家门口的菜市场卖西瓜。他凌晨2点起床，拉着一车西瓜走了三个多小时，来回路程加卖瓜时间整整十多个小时，一共还不到180元。而他在大学读书的儿子一年学费要2万元，他得卖111次西瓜，走6666里路，花1110小时，这还不包括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的花费以及田间管理的日日辛劳。西瓜与学费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在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时，上海商学院流通经济学院院长周勇情不自禁地说道：“西瓜是这样，猪肉、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都是长期处于低价位。如果农村经济基础不做大，不改变的话，农民永远还是农民！”

　　这种现状显然已经被中国最高决策者们注意到了。2008年1月30日，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第十个一号文件正式公布，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为此配发的一篇文章中，主标题就是：跨越藩篱，超越梦想。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并存的政策解读方式有着极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至今，中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积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农业问题依旧是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者的一块心病。

　　2007年无疑是标志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成为中国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之一。但由于此轮涨价涉及众多生产资料，食品价格指数的上升并不等同于农民收入的同比例上升，更重要的是，“尽管大部分农业企业在资本市场有积极表现，但其生产成本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攀升。”华泰证券农业分析师许才涛对《东方企业家》表示。让人感到紧张的事情还在后面：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在中国广大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雨雪天气，显然也为当下处于高位的物价水平“雪上加霜”。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13亿中国人每天吃掉的160万头猪、2400多万只鸡、32万吨大米、2万吨鸡蛋(约3.2亿枚)，大部分来自具有“家庭、集体双层经营体制”特征的320多万个村庄，农产品生产以家庭小规模方式为主。销售方式也非常单一，大多数还停留在农民自己带产品到镇上去卖，或者坐等小商到家门口来成批量购买。“小农经济的产业模式尚未彻底改变。”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处副处长陈渝告诉《东方企业家》。

　　这种方式使得农民永远处在产业链最被动的环节，一旦受到天灾影响，生产就很难得到保障。而对于企业来说，则意味着无法继续扩大规模，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更无从提起。“中国的农业势必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彻底改变小农经济这个模式。而讲到现代农业，我认为其与传统农业最大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技术和装备的变化，而是经营方式的变化。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把农业作为一种原料产业，而农业应该是以最终消费品为中心的产业，实现田头到餐桌的模式。农业生产仅仅是这个供应链里的一个环节，类似于工厂的一个车间。这样，整个农业的格局会产生变化，农民的利益才会变化，企业才会扩大利润空间。”上海财经大学都市农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方卫在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时说。

　　大企业犁地中国毫无疑问，在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具备了先天的优势。“而它们的优势就在于对整个产业链起到塑造和贯通的作用。”陈渝说。事实上，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企业有这方面的意识，并且进行着积极的尝试。

　　同样也是以饲料业务起家的新希望集团已经将触角伸入到养殖担保公司的领域。在董事长刘永好看来，如果养殖户没有发展规模，想要构筑庞大产业链的计划都将是空谈。而对于农民来说，最关键的是缺乏启动资金。农民想要借钱养殖，却拿不出任何可以抵押的东西来获得贷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希望提出“部落制”。比如某个地方要养100万头猪，可以分成三四个部落，同时在当地配备一个饲料厂、一个屠宰场、一个种猪场。这样一个部落20万到30万头，这就一共需要几千万元的费用，而这时由农业企业出面为农户的贷款行为进行担保。这也就为农业产业链上最薄弱的一环 —— 农户的资金启动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农户的生产方式与企业的产品标准达成一致。在这方面，百事食品公司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特殊并且很有借鉴性的模式。百事的乐事薯片是全球的畅销食品，而当乐事进入中国时，却发现在中国根本找不到可以做薯片的原材料。原因很简单，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土豆生产大国，但是因为其生产不是以加工为目的的，所以根本无法做成成品。百事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中国先后投资兴建了五个农场，从美国引进全套现代化设备，教中国的农民种标准化的土豆。

　　百事与农民合作刚开始，就会确定最后的收购价格。如果今年的收成好，农民的土豆产量高出合同规定的数字，也会按照原定价格支付给农民，多出的产品如果完全符合标准，公司也会收下。百事营运部农业总监黄宇清说：“多出来的土豆也不会被浪费掉，因为我们还有另一个产品乐事无限，是用马铃薯粉做的，多余的土豆可以用来生产这个产品。这样就不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当然，开农场种土豆并不是百事的长项，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投资农场，发展订单农业。而经过了十年多的发展，百事自建农场提供的土豆与供应商提供的比例已经达到1：1.百事已经培养了20多个稳定的大型供应商，掌握着几千家的农户为他们种植标准化的土豆。

　　中国最先产业化的乳业则有着相对成熟的模式。以伊利为例，从其成立至今，不断发展生产模式，经历了从“个体散养”到“公司+农户”，到“公司+奶牛小区”再到“公司+规范化牧场园区”的模式变化，规模越来越大，对安全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

　　越是靠近下游的企业，因为与终端消费者更加贴近，更了解市场需求，更容易做产业链整合的工作。乳制品企业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一个说明，而对于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零售商来说，更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上海农工商超市的基地模式也是很好的一个案例。

　　从1995年开始，农工商超市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定牌经营，先后推出“农工商大米”和“农工商鸡蛋”。为建立“米业产业链”，初期就与13个稻米基地签订常年供货合同，规定种植品种与种植规模以及加工包装标准，基地根据订单即时加工成各种规格的“农工商大米”送货到农工商超市总部的配送中心，在配送中心现场分拣，然后直接送达连锁门店销售，配送中心没有库存，商品库存都是在流动的汽车轮子上。零售终端未必要自己生产农产品，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发展订单农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他山之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外农业产业化的成熟度较高，其农业企业的经验倒是很有借鉴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本国的实验，也反映在他们在中国的探索。

　　大型跨国公司主导农产业的例子在欧美很普遍。在德国，五个超市几乎控制了2/3的农产品市场。在美国，四个最大的屠宰企业控制了4/5的肉牛加工，同样，四个最大的油料加工企业控制了80%的豆油生产，四个最大的烤鸡企业的生产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几乎50%.百事食品旗下的乐事薯片已经占到全球休闲食品超过40%的份额。在美国，为乐事薯片供应土豆的供应商们也非常强大，他们有自己的仓库，百事只需要打个电话，告诉他们需要多少吨土豆，供应商会自己把货准时运到。耕种的时候如果需要买化肥，化肥公司开着飞机过来帮你施肥。产业链条已经相当成熟。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产业链条上的结构还在发生着变化。比如对于一些加工企业来说，原来都是有分销中心的。现在因为跟下游的零售商合作，产品在前端销售，库存到了一定程度，电脑会自动提示。而电脑又与加工厂相连，工厂可以直接下订单要求发货生产，这样大大降低了库存量，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据吴方卫介绍，他们曾经参观了一家国外优秀的果酱生产企业，发现厂里的加工系统跟收割系统是相连的，而一旦发现数量不够了，就会加快采收，基本实现了零库存。“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农民要逐步走向组织化，成为农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分工也会越来越细致。”吴方卫说。

　　由农民到农业工人，这种转变最现实的意义就是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将近8亿农民，但我们的一个农民还养活不了两个人；而在美国不到840万的农业人口中，1个农业工人不仅要养活98个本国人，还要养活34个外国人。机械化水平的高低似乎是这种对比最有力的证据，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美国家的农业产业化之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对“松散”的土地管理制度。

　　“拿美国来说，他们的农民可以在彼此或者与农业企业之间自由转卖土地，不断交易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农民也越来越职业化，”陈渝说，“对于中国农业来说，产业化的应有前景也是大型农业企业的涌现，农民变为农业工人，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现有的土地政策不可能让土地的集中度越来越高。”

　　虽然已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土地政策方面的变革实验，但在陈渝看来，“这仅仅是尝试，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