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房价改造社会

　　“内环住说外语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

　　上海房价高涨时期流传的民间段子，背后是被房价所改变的城市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

　　今天，在上海发生的故事，正在向全国扩展

　　记者 陈建利 北京、南京报道

　　石磊 黄兆晖 广州报道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朝向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国的城市住房也正在朝着与各自阶层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展开。如今，无论超级大城市还是省会城市乃至普通的小城市和小县城，都出现了当地人熟知的“富人区”或“高尚社区”。

　　显然，住房已经成为划分城市阶层的主要指标。层次分明的房价，就像层次分明的收入一样，让相同阶层的人住到了一起；而个体也通过购买不同地段和不同质量的住房，来确立自我的阶层认同。

　　被房价所改变的还不仅仅只是个体的生活。不同地段的住房，附着了不同的包括学校、

医院、运动场所在内的公共服务，城市的空间结构因之而变；大型住宅社区的居民，通过社区活动和各种组织，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城市的人文生态因之而变；潮起潮落的房价，迅速崛起的地产开发商，成为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城市的社会心理因之而变。

　　“被房价挟持的生活”、“房价正在挟持

中国经济”等警世危言提醒我们，全面解读房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思考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要务。

　　房价在涨，人也在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访谈

　　从单位人变成经济人

　　南都周刊：从1991年国务院发布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通知以来，住房的商品化带给社会哪些变化？

　　张鸿雁：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社会身份的改变。以前的单位人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独立的经济人。市民不再是过去的“无产者”了，有了房产，也就有了资产、遗产的概念，而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多少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其次是人的理念变化。以前单位盖什么房就住什么房，盖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对居住环境和质量没有任何选择权。现在房产开发建设带来的生态化、园林化、花园化等住房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人的住房意识。

　　最后，房产业的发展也打破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地铁、城铁的运营、公交站点的增加、城市主干道的延伸、市郊的拓展等，无不在改变着城市的原有生态，人的交往半径也得到扩张。

　　南都周刊：人际交往方面是否也有了很大变化？

　　张鸿雁：对。以前的单位制下，形成了工作与生活的一体化。同一单位的人往往住在同一个社区，单位的科层制也反映在社区内。比如，上班见到科长、局长，回家后仍然能见到，他可能就住在你楼上的3层或者4层。这是一种很僵化的社区生活，单位内的矛盾能带到社区来，人际关系仍旧是单位形态。

　　而住房商品化后，出现了社区的分异，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社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能够区分开来。但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以前互动频繁的邻里关系可能不复存在了，带来了所谓的“陌生人世界”，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进行社区建设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南都周刊：您如何评价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其实质是什么？

　　张鸿雁：单位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下的等级制，单位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同一单位内部职工也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当时，资源都垄断在政府手中，分配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的，住房是作为配套资源分配的。

　　本质上，福利分房体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单位来约束和吸纳个人，而个人则通过政治忠诚和积极工作来依附单位，住房成为国家管理个人的有效形式。

　　房价涨跌改变住房消费意识

　　南都周刊：房产业的发展是否也改变了人的消费意识？

　　张鸿雁：是的。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是“量入为出”，缺乏负债消费理念，但房地产业的改革，改变了人的消费理念。按揭已经成为城市白领的主要购房方式了。这是社会一个巨大的进步。消费也是生产，房产业的投资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市民的按揭购房，盘活了银行的资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南都周刊：但现在房价高升，城市白领阶层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了，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按揭的压力使一些人发出“我们养房，谁养父母”的感叹。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张鸿雁：“压力选择机制”是城市进步的动力。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科层体，差异化显著。它为个人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在人人都往上走的流动过程中，有一些人必然被抛弃，从而产生被剥夺感。按揭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人提前享受生活质量，也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

　　但如果这个群体被剥夺感过大，引发社会争议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反省，并调整相应政策。在美国、巴西等许多国家，为了满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往往都提供一些贴息、免息的贷款。而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理念还是欠缺的。去年有关部门提高了房贷利率，我是持反对态度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会贷款购房的，提高房贷利率只能增加普通购房者的负担，也不会起到打击房产投机的作用。

　　南都周刊：那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张鸿雁：在我国的房产业改革中，政府应该有“均好”的理念。1990年代启动的房产改革，是在住房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情况下逼不得已才启动的。某些政府部门只注意到了住房的商品性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面，而没有考虑住房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的一面，在财政、税收、贷款等政策上缺乏对低收入群体的“照顾”。这一认识上的偏差将会给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问题，其负面效应会逐渐显现，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市中心区和新建改建的副中心区，

　　昔日的城市景观已经荡然无存

　　1.上海：沿地铁一号线向西南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去年我与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讨论他的去向，他明确告诉我不会考虑留在上海工作：“上海房价那么贵，要是留在上海，这一辈子就得为一套房子打工了。”的确，连我们学校附近的房价已经到八九千元一个平方米了，对每月最多二三千元收入、千元左右房贴的年轻人来说，趁早逃离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就连学校计划引进的高级人才，也已将拥有自己的住房作为主要因素。像我们这样已经完全实行货币化分房的单位，原来确定的数十万元的购房补贴已经严重缩水，而一些还保留部分福利分房的单位，却能提供一套实实在在的住房，自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就连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得考虑房价(包括房租)飞涨的因素，一部分不愁声誉不足并且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公司，纷纷将总部或办公处从黄金地段迁往租金相对低廉的近郊。根据报道，GE(美国通用)一个集团从南京西路迁至漕河泾，就节省了60%的房租。与此同时，急于提升社会形象的机构继续进军房价昂贵的写字楼，照样升级换代。作为上海新地标的“世界最高楼”(绝对高度虽已略低于台北101，但有效利用净高仍居首位)在停顿多年后终于拔地而起，层层攀高。在建的高楼豪宅依然随处可见，相关的广告依然铺天盖地。的确，如果拿香港、东京、纽约的顶级房价为标准，上海的同类房价还是低的，人们似乎不必为这类巨额投入担忧，再说它们本来就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

　　任何改革开放以前在上海居住过的人，都承认近年来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改善。一些有幸享受福利分房、计划动迁、在房改中捷足先登，或在房价上涨中得风气之先的人，今天的住房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已经住上了当初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的大房“豪宅”。像我们单位一些年轻人，凡是在三四年前以每平方米三四千元的价格按揭购房的，尽管还得有一二十年的还贷期，却基本能安居乐业了，只是懊悔买得小了一些。从上海户籍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增加到近20平方米看，相当一部分上海人的居住条件的确有了很大改善。不过，没有赶上末班车的人、新移民、残存的棚户区中的居民、退休下岗已久的人只能望房兴叹。有些人既寄希望于拆迁，又怕不得不迁往远郊。

　　除了淮海路、南京路等中心商业区依然是黄金宝地，西区的花园洋房和高级公寓区风韵犹存外，一些传统的“上只角”和改革开放前新建的住宅区已风光不再。石库门房子、新式里弄、新工房早已相形见绌，就连到80年代末还令人羡慕的大学宿舍区，如今已越来越像养老院和出租房。像我们大学校区旁的成片宿舍，不少房子已经在房改后易手，留下的大多是退休教师和由他们照料的孙辈，还有租房暂住的进修教师、留学生、研究生、在校生或考研生。就连最早成为台商和外商聚居区、侨属、富人或阔二奶集中的虹桥、古北地区，也已有人陆续迁往最新形成或尚未成型的富人豪宅区，浦东、松江、闵行的别墅区正在改变上海的富豪分布地图。

　　不过总的来说，上海的居住重心还是沿着地铁一号线由市中心向西南方向扩展的，这不仅是由于地铁一号线的建成和延伸最有效地沟通了市中心与西南郊的联系，还由于比较齐全的公用设施和多数公务员的住宅也是这样分布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东北和其他方位的发展还不能与西南相比，缺乏陆路交通线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更无法望其项背。

　　市中心区和新建改建的副中心区，随着一幢幢摩天高楼的耸起和成片新建筑的出现，昔日的城市景观已经荡然无存，空壳化的迹象已经出现，一些刻意保留或复制的旧街老巷大多毫无人气，作为重点打造的多伦路文化街远没有新天地那样的熙熙攘攘和滚滚财源。

　　由于上海这几年的变化实在太快，不仅印制的地图得随时更新，也难以形成较稳定的居住地图或建筑分布图。无论房价如何起落，一般上海人离富裕城市的居住水平差距尚远，所以这样的变动时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政府的规范、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无疑会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2.北京：搬到郊区的人都是谁

　　——沈威风 《中国房地产报》评论主笔

　　“地荒”已经不再是一个辩论胜负的问题，而是实际情况

　　“春节后，报纸和网站不是说房屋过剩吗？怎么我还没有挑到合适自己的房子呢？”北京的白领王姑娘这样追问媒体朋友。

　　正月的北京虽然不是很冷，但是绕着五环路看过超过三十个楼盘之后，在大北窑长大的王姑娘发现，房价比起一年前普遍上升了差不多20%。而她与一群青年朋友延续着去年以来的话题，关键词依然是房价太高、房产暴利。只是，某些官方途径披露的房屋过剩对她来说似乎没有实际意义。

　　按照国际惯例，城市居民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就会出现居住郊区化。北京在过去两年，随着奥运概念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拓展，陆续出现了郊区县住宅兴旺的景象。除了传统自然环境优越的豪宅区域，绝大多数新出现在工业区或荒郊的楼盘基本打着白领、中产福地和乐园的旗号。更有甚者，某些媒体曾经放出豪语曰，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产，就要看他是不是买经济型别墅，还没住上或者没有计划购买经济型别墅的人，那么请继续努力。通过这样对中产阶级的强行划分，以达到卖房子的目的，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见过最儿戏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和全国其他城市不太一样的是，在北京引发沸沸扬扬争论的“地荒”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辩论胜负的问题。而是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一方面是二环三环内的城市中心区，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面积的土地能够满足开发之用。而在四环外的城市次中心区，未来一两年可以开发的土地供应量同样严重不足。五环外的所谓众多地块，在可见的未来，是名副其实的远水不能救近火，难以满足城市主流人群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尽管相关的研究机构都坚持，郊区化的趋势应该从收入高、条件较好的人群开始，而不是让买不起市区高价房的人们迁到郊外去。但现在的事实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反的。在回龙观、天通苑和通州挤满了每天需要回到城市中心的人群，并因为城市交通的不堪重负而造成时间成本的极端浪费。可见，这种往外走的趋势并不一定代表城市主流公众真正的意愿，更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城市中心区域的压力将有所缓解，生活居住的空间问题将以时间为代价获得解决

　　3.广州：网络型城市空间重构生活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过广州与香港房地产发展之比较的人，可能会得出一种认识，即广州是学香港的。如果这种认识有其合理之处的话，恐怕主要是指房地产的发展改变了所在城市的生活结构。香港房地产的真正起步约从1970年代初开始，广州则是在1990年代初才明显起步，而这时香港的小区已经发展出很成熟的模式了。1991年夏天我在香港小住了一阵，看了一些楼盘，每天看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当时很有点感触，心想广州居民何时能住上这样的小区。结果不到10年，这边厢的房地产发展已是嚣嚣然高悬于人们生活追求的目标之上，深刻地改变着城市的生活结构。

　　从我们小时候起，在印象中广州最豪华的住宅区是环市路的华侨新村，那是广州前房地产时代的小区模式，其社会意义与影响仅仅是凸显出政府的华侨政策以及诱发着人们对于新居住方式的依稀想象。后来，在1980年代出现的东湖新村终于使广州人看到了住宅小区的发展前景。以后就是五羊新城、天河概念、番禺概念，到二沙岛、珠江新城等等，房地产的发展的确是见证了广州经济的发展，见证了广州向大都市建设迈进的历程。有专家认为，从香港、广州的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到，城市规划与大型小区的建设互动，是带动城市飞速发展的重要杠杆。

　　从房地产的消费价格来看，有理由说广州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比有过一段理性、平稳的阶段，曾成为一个颇有另类意味的市场个案。但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楼价急涨已成普遍之势，有关部门的统计分析数据已表明，楼价上升的步伐已大大超过市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许多人估计，目前的房价与2005年上半年相比，其涨幅估计已在30%左右。很明显，近半年来广州房价的涨幅已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轮的非理性房价发展极有可能促使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结构出现，那就是城市人口发展布局的更快变化与新城区生活结构的出现。广州市颇具雄心的地铁发展规划将在几年内较大幅度地改变人们对于广州区域的概念，主要体现为“东进”、“南拓”两轴和西部、北部两个转移带，一个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空间构架势必形成。

　　问题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恐怕不会像美国洛杉矶那样是一个连接在高速公路上的城镇点，中国的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恐怕也很难达到美国人那样的普及程度；或者说，广州的地铁再发达，也可能永远达不到像巴黎那样的水平。因此，网络型城市的生活结构是否可以经得起检验，恐怕现在还很难讲。

　　于是，狗年前后广州人不顾政府“审慎入市”的苦口婆心的劝告，还是买涨不已，这种心态和行为与其说是非理性的，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理性：广州市区这个概念不是可以随意扩大的，适宜居住的生活结构并不能只靠避让中心区域来实现。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以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特别是政府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

　　人以群分，空间怎么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社会结构分化明显且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的人如何居住、如何在空间上分布，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

　　以我国的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

　　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标志。于是也就有了最近任志强关于穷人富人分区的言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

　　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穷人和富人如何居住，是混居还是分开居住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多少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了许多试验和研究，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属于试验或探索的性质。

　　富人和穷人是分开居住还是混居好，尽管有不同的主张，但判断利弊的标准，除了城市规划和管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不同阶层的人，或者说穷人和富人更好地相处，至少要把弊端尽可能地降低。

　　从这个角度说，混居的方式，即穷人和富人居住在一起的方式，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有利于减轻阶层之间的隔离，有利于分享公共资源，有人还认为这有利于增加穷人的社会资本。但问题也是明显的，首先是穷人和富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混合居住不利于各自需求的满足，同时也会给城市规划和管理带来种种问题。而且，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容易产生各种矛盾，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在心理和情绪上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这就是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得居住模式可以有利于不同阶层的共处，至少使不利的因素尽可能降低，就成为人们锲而不舍探索的问题。我们在前年进行的一个研究中，也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个“大混居、小聚居”的模式。即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实现混合居住，而在其中又能体现一定的分区和距离。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实行的。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视我们社会空间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说到底，居住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的分布，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空间格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居住分区的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以美国为例，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上，最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紧随着他们的，是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则开始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有的甚至成为贫民窟。这样的郊区化过程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汽车的普及和高速公路的大量修建，以及有轨电车线路由市中心向郊区延伸，使得中产阶级和富人得以有条件向郊区迁移。这些人住在郊区，但是仍然在市中心工作，依靠有轨电车进行通勤。

　　现在看来，这样的居住格局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比如，富人和中产阶层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承担交通的成本。同时，在这种居住格局中，富人通过“进城”经常看到穷人怎么生活，而穷人很少能看到富人怎么生活，也有利于减轻社会矛盾，即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尽管这不能从实质上改善社会中的贫富差别，但至少可以缓解情绪的对立。

　　而在我国发生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着一种“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去年，北京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就曾表示，东、西、北四环路以内和南三环路及其延长线与四环交界以内，将限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要建到四环甚至五环以外。对此，有人说，这是要把穷人赶出城市中心。在上海的房地产开发中，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设想：内环以内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而市中心“消灭万元以下的住房”这个市场的逻辑，比上述学者的设想更有力地将普通市民赶向郊区。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市中心住富人，穷人向郊区迁移的现象正在发生。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包括政府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是住在房子里的，但却要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没有正式工作或失业下岗的老上海人，由于住在市区，每天卖100个茶叶蛋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大城市的闹市区人流量高，有人甚至说，在这样的地区即使是乞丐也能生存下来。但如果搬到郊区，这样的谋生手段也就丧失了。而且，许多普通市民或穷人迁到了郊区，但却要在市区甚至市中心上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拥堵、市政环境恶化等。而且，由于穷人要经常“进城”，他们可以经常见到富人怎样生活，相反富人很少见到穷人怎样生活，贫富之间情绪对立的加剧就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当普通人甚至穷人夏天挤在蒸笼一样且如蜗牛般爬行的公共汽车中“观赏”车窗外的豪宅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

　　努力消除分区居住的负面效应

　　当然，这不是说居住方式不会对贫富差距乃至分层结构造成影响。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对于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分区居住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能对这个过程听之任之。特别是政府不但不能刻意来推动这个过程，而且需要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或减轻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要向普通居民区包括贫民区(如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倾斜。这些公共物品包括道路、公共卫生设施、商业和服务业、学校、文化娱乐设施等。现在我国已经在酝酿征收“物业税”或“不动产税”。这个税种一般是地方税。如果这个税种开始征收，不同居住区公共物品提供能力将会出现非常大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物品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开支，应当更多向非富人区倾斜，以缩小不同居住区在“公共消费”上的差距。

　　二是政府不能“纯化”居住分区。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治理脏乱差为名，将一些普通人或穷人赶出所谓高尚社区所在的区域。比如，一些地方设定标准，规定在什么样的地区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方米的饭馆和小食摊不许营业等。表面看来高尚社区是美轮美奂了，但造成的社会后果却是严重的，一些普通民众由此失去谋生机会。

　　三是要防止富人对自然资源和景观的瓜分。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几家开发商向市政府提交了开发10个别墅项目的计划。这些项目若实施，香山周围数十平方公里内将建成上百万平方米的高档别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可以说，这也是调节阶层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除非卖掉福利房否则不会再买房

　　——张祥　公务员 福利房业主

　　我1979年进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1986年在解放北路的宿舍分到一套科级房，建筑面积57平米。当时如果不是有公家房住，我也想过要跳槽了。1990年前每个月收入都只有200多块，1991年，有个单位请我去做人事部经理，月薪4000多块，是我当时收入的十几倍，不过那时市区商品房一平米也要五六千块，我算了一下，如果离开单位后自己还是买不起房，所以还是留下了。

　　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一叫停，公务员队伍肯定是很受震动的。坦白说，机关能留得住人的主要吸引力也就是房子了，以前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排名都是倒数几位的，虽然现在广东公务员的收入也有增加，但远跟不上房价的涨幅。

　　要我评价现在的房价，我觉得难以负担。对于我这样已经有福利房的人来说，如果想换更好的房，只能把福利房处理掉，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房价里头存在些不合理的负担，也打进房价转嫁给消费者。但要说房价要变化到什么程度才合理，我看还是静观其变吧。

　　一套房就把一生套进去

　　——彭远文 白领 租房客

　　我现在是租房子，价钱也承担得起，过得还是蛮惬意的，可是买房子还是无可避免的。我想买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基本上一生就套进去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房价太贵了，希望未来房价能降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古怪。不少人分析说房价之所以降不下来，是因为开放得不够，比如自主建房就碰到非常多的挫折。我觉得可以参照一下国外，比如在美国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六七年就可以买上房子，我们这里无疑太漫长了，按揭动辄就是二三十年。

　　房价是银行坏账的风向标

　　——苗付厂　银行职员

　　自从出台了住房贷款政策以后，个人住房贷款迅速成为银行的重要业务，很多银行成立了房贷部。直到房地产开发热潮退潮后，才梳理为个人业务部，负责个人房贷、银行卡业务、个人网上银行、国债、保险代理等针对个人的业务。当然，现在个人房贷业务仍然是个人业务部的“大头”项目，像我们支行管理的按揭贷款就有10亿。

　　房价的涨跌直接影响着银行。在银行看来，房子就是抵押物。房价一升，抵押物价值也上升，变现能力就提高了。打个比方说，房价一涨，抵押者原来手里只值50万的房子现在值80万，你说他还要不要这套房？肯定是继续供才划算，于是银行手里的坏账就变活了。

　　房价涨跌增强了我的投资意识

　　——罗罗 住房投资者

　　我总共有四套房产，其中，黄浦江畔的住宅以及苏州商铺这两套出租，另外两套自住。两年的房产投资，总体来说还是成功的——我们有稳定的投资收入，也不急着抛售，慢慢等待下一波的房价上涨。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炒房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房产投资者。可以说，房价的涨跌之间，我增强了投资意识。它改变了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同意一次性付清全款去买房。

　　不能单纯指责房价过高

　　——赵晓 学者

　　单纯指责房价太高并不见得完全有理。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可能是房价太高，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或两者兼而有之。我和合作者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已演化成新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的并列，这种新型二元结构的形态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发展出现许多问题的深层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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