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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借《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之机，用猛力推一把，我国目前的太阳能热利用产业极有可能重演美国以及北京、烟台光热产业冰川期的悲剧，沉重打击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致力于太阳能推广事业的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正徘徊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叶静/北京报道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称《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然而，这部超常规出台的法律并没有带给诸多可再生能源开发商预料中的惊喜。由于《实施细则》迟迟未能出台，该法的实施依然举步维艰。
作为《可再生能源法》议案的提起人，全国人大代表黄鸣再一次站了出来。作为太阳能产业的领军人物，他希望这个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能够得到法律应有的重视。
在黄鸣的梦想中，城市是太阳能的，农村也是太阳能的，就连沙漠也该装上太阳能。如果李嘉诚同意的话，他会把太阳能装上东方广场。
2006年3月3日晚间9点，北京，坐在记者面前的黄鸣显得有些疲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他担心会摔倒，担心这个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产业因为缺乏规范而死掉。
但此刻，他知道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重要途径就是，自己的议案和建议被采纳，光热产业能够实实在在地得到国家政策规范和扶持。就像3年前，他提出《可再生能源法》立法建议那样，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并且得以实施。
“绝不能把热利用边缘化”
“太阳能光热产业是可再生能源最具潜力和现实意义的产业，是未来国家常规能源替代的主力军。”黄鸣在其《关于重点扶持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的议案》中这样写道。
3月3日，黄鸣第四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他不仅带来了“能源替代战略绿皮书”的小册子，还带来了17条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议案及建议，这其中，也包括对《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建议。
“太阳能热利用产业与其他可再生能源要同等待遇，绝不能把热利用边缘化”，对于成就如此显著的光热产业并没有在法律中得到足够的重视，黄鸣显得很不理解：“是《可再生能源法》而不是《可再生能源发电法》”。
如今，全国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已达7500万平方米，相当于装机640万千瓦。年均节电384亿度，节煤1100万吨/年，减排近1000吨/年。而此前一度给予厚望的风能发电，却因为是政府指导价而非强制价而陷入困境。
对于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展潜力，黄鸣算了一笔账：同样是太阳能热利用装置，采集热能折合成电力，美国综合成本相当于4美分/千瓦，折合人民币约0.32元，而国内仅相当于人民币0.15元/千瓦。
因此，“太阳能光热只需在产业初中期给予优惠政策，投入研发、设备，加强能力建设，就能实现快速发展。所以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光热，而不是光电”，黄鸣在他厚厚的一叠议案中写道：“热利用在未来5-10年可实现的生活、建筑、工农业用热能源替代占社会总能耗1/3以上。 其中替代占生活用能的90%、采暖用能的30%、制冷用能的50%、医院学校宾馆用能90%。
这已不是黄鸣第一次在给太阳能产业发展争取机会了。
“记得我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天晚上，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罗振涛打来电话说：黄鸣，你这个代表不仅仅是山东的代表，更是太阳能产业的代表。”对于这个电话，黄鸣深感责任之重。
早在2003年3月2日，第十届一次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进京的列车上，黄鸣就已手拿《太阳能强盛中国》的小册子穿梭于各个车厢，边散发边介绍。那次会议上，作为中国太阳能产业唯一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黄鸣联合56位代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份支持环保节能的议案。同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将制定《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列入了当年立法规划。
从找石油到卖“太阳”
多年以后，身为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的黄鸣，还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秋天。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黄鸣考取了华东石油学院，学习石油矿场机械专业。
19岁的黄鸣还没来得及对石油有太多了解，陈如恒教授就在他第一堂专业课上告诉所有同学：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仍然是一个贫油国。这句话让这个执着的孩子不禁开始担忧：也许等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石油就已是一个夕阳产业，而自己的价值难以实现了。
毕业后黄鸣分配到地矿系统工作，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就一直在找油。然而油找的越多越快，黄鸣越觉得这个行业会死的更快，而留给子孙的欠帐也更多。
如果不是在1988年，无意中独到贝克曼的《太阳能热力过程》，这种负罪感也许还在继续。
“我就像一个饿汉一样，遇到一顿饭就拼命的吃下去了，这个魔力谁都没办法阻挡”黄鸣掩饰不住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喜悦。
照着贝克曼的方法，黄鸣硬是自己造出来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之后的7年里，他一边找着油，一边忙着他的太阳能小工厂。直到1995年，在连续二个晚上的失眠后，已是地矿部德州石油钻井研究所技术装备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的黄鸣横下一条心，彻底离开打了18年交道的石油行业，借债100万元做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并以自己名字的谐音命名企业。
“太阳能作为一种资源并不稀缺，但是作为一种商品却很稀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意了”。3日晚，黄鸣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太阳能，1997年，皇明开始启动声势浩大的太阳能科普万里行。近10年的时间，宣传队行程达8000多公里，太阳能科普报发放逾千万份，并在全国建立了5000多个营销服务网点。
如今，德州经济开发区、江苏宜兴、浙江皈山乡、山东肥城、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等地的“太阳能村”都已初显规模。这个11年前的负债小工厂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制造基地和清洁能源供应商。
“不能让太阳能热水器烂在楼顶上”
虽然国内太阳能光热产品的保有量已稳居世界第一，并以30%的速度稳步增长。但是，黄鸣却在此刻给整个行业泼了一瓢冷水。
“如果不借《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之机，采取有力措施，用猛力推一把，目前太阳能热利用产业极有可能重演美国、北京、烟台光热产业川悲剧，沉重打击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发展！”
“太阳能这破玩意，我这种档次的人不用。”说起在烟台的遭遇，黄鸣至今还清晰记得一位客户的话，“我用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80年代初，刚盖房子，就有业务员跑来要给我装太阳能。过了几年，太阳能坏了，再去找人，公司早已不再了。”
而和烟台同样火了一把的北京，随着平谷、顺义等地多家太阳能厂的倒闭，更是大受伤害。
美国政府早在第一次能源危机时曾出台很多优惠政策扶持太阳能产业发展，上百万户居民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整个产业发展非常火爆。但后来能源危机缓解，政府取消了优惠政策，绝大部分居民购买的太阳能热水器烂在楼顶上。消费者信心受到严重打击，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冰川期。
直至现在，无论烟台还是北京，市场冰川、消费者心中的冰川依然难破。
“疑问最多的就是北京人，我上上下下跟北京人干仗”。黄鸣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整个产业的鱼龙混杂、国家标准的相对薄弱、政府和社会缺失信心，这一切是黄鸣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据了解，目前整个产业规模只有约200亿，但生产企业多达5000余家，良莠不齐，岌岌可危。而30%的增速更是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
“产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他说，由于门槛低，国家标准的相对宽松，企业良莠不齐，很多质量堪忧，而这一切很可能导致产业的再次死亡。
提升太阳能产业国家标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黄鸣北京之行的重要目的：“国家要大资金大力度支持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改、支持新技术产业化、支持国家有关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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