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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
曾几何时，上海、苏州、北京、广州是许多令人骄傲的本土品牌的发源地，但今天越来越不是了，剩下的本土品牌的光辉也日渐销蚀。这固然与商业环境日渐开放，更多国内外品牌进入竞相争艳的新商业生态环境有关，但本土品牌在中国最有劲道的商业都会衰弱，却与公共商业政策的选择偏颇不无关系。
当大多数人都爱上超级成型的国际品牌时，这里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将越来越成为少数国际国内大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总部所在地，余下更多的是围绕他们的服务机构；在这里，找体面的工作倒也不困难，但创业成功却殊为不易；充满势利的迷信大资本的风气，导致中小企业连生存都极为不易；最终，这里只能成为少数资本与品牌巨人的玩乐场，而不再是多样化品牌的养殖园。在这样的国际化与求大化模式下，10年后，中国都市还有本土的品牌吗？还可能有几个鲜活的源自本土的新品牌吗？
没有本土品牌，中国经济将成为“研发—商务—制造—消费”分工链中的低端经济，而且将成为直接承受他人经济震荡脉息的终端；更多的经济体(包括国家与跨国公司)可以威胁与制裁中国经济体，而我们没有回压砝码。长期缺少大批量成功的本地创业例子，社会中的创业精神将会极大萎缩，最好的商业都市不再是帮助生成中国最好品牌，而恰好起相反的扼制作用。
大城市不应简单地成为国际化都市，而仍应是基于本地福利而有国际化视野的都市，也许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现有的城市经济政策，并且作出相应的积极回应：
其一，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和创业空间的培育，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是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做法。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领导人冯彼勒曾说过：“作为超大型公司，西门子并不看重财政支持，而更看重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在城市中，给予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在税收上充分支持，税收倾斜模式由现在的“优大挤小”恰好转为“优小平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本土品牌创业萌芽的气氛与环境。
其二，利用多元的国内外货币与人力资本，激活本地品牌或品牌残值。研究表明，异地资本和差异思路可以给原有的本地品牌以更多的变化与提升动力，本地品牌可在资本结构及治理模式上，更多地向外地资本和品牌操作者开放；同时，本地品牌在进行跨区域发展时，充分重视与尊重其他区域本地消费文化和管理人才的价值。
其三，在公共采购中，鼓励国际及大型机构与本地机构联名竞标，在政府采购及公共事业采购中，考虑本地机构因素实际上是许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实践，这一模式较直接的财政支持或完全开放的自由竞争模式，可以更加有效地体现出基于本地财税背景的公共采购对本地品牌的合理考虑。
其四，在对于国际顶级机构进行招商引资时，平行考虑国内资本及本地资本主导的本地顶级机构、中小企业的招商与安商工作，在听取意见、给予体面鼓励、加强商业交际方面，政府要始终有此项观念，而不宜只简单地把“拜大个”作为一面倒的做法，一个大都会的政府和市长不是“恐龙级”大公司的推销员，更多的应是基于本地立场的商业利益的平衡者。
其五，行政格局需要柔化，今天很多城市的本地品牌就其在管理、生产、分销不同环节的资源需要与成本管理来说，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更多的都市适合作为管理总部与决策中心，而其他部分需要大量外移。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大一部分都市的原有大品牌都衰败于没有及时由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公司招牌，转化为具有高度营销与资源协调能力的管理中心，从而丧失了竞争力和转型机会。地方本位经济本身也能扼杀品牌的合理成长机会。
2008年北京有奥林匹克，2010年上海有世博会。今天，中国许多城市有越来越多的令人心动的商业与综合平台，这些平台也许不仅仅作为已然成型的国内外品牌的演艺场，也应把它变成城市本地新经济、新品牌的生长点。(作者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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