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经济学家杂志看中国人口未来：或左右企业创新

　　目前二胎政策依然有效，但相关部门知道，人口出生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不是压低。

　　出生在山东的李东霞从小就被父母送到半小时车程之外的邻市，由祖父母和其他亲戚抚养。这样做纯属迫不得己：因为她的父母已经生过一个女儿了，在当时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如果二胎曝光他们要么要交罚金，要么丢工作。李东霞说，为了不被发现，父母一直对她隐瞒身份。直到上小学的时候，小东霞才知道，这两个经常来看自己的叔叔阿姨原来是生身父母。她搬回父母家时已经十几岁了。

　　李东霞现在26岁，自己开家教辅导班。“黑孩”岁月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已废止，全面二胎政策从2015年末开始放开。近年来让政策制定者发愁的不再是孩子太多了，而是八零后、九零后生育意愿低下。上个月，有媒体称赞山东省2017年新生儿数量居全国第一，夸山东父母“最敢生”。

　　政策转变的背后是对中国人口现状的焦虑。虽然经历2010年的低谷之后，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每名妇女的平均生子数依然不足2，这意味着人口很快就会开始下降。官方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略超过14亿；但许多人口学家认为人口下降会来得更早。从2012年开始，全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减少，预计至2050年将比现在少23%。人口老龄化会加剧社保体系压力，导致劳动力短缺。携程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将导致在竞争中落后于美国等人口前景更佳的地区。

　　放开一胎政策旨在改善这一状况。但是一月公布的数据证实，在短暂的生育反弹后，政策开放的效果正逐渐减少（见下图）。2017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为1720万，比政策放开前有所增加，但相比2016年降低了3.5%。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王丰教授称，与计划生育部门讨论是否调整政策依据的估算值相比，实际生育数还要低300到500万，甚至比悲观者的预测还要低。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正在日益富裕，再加上多年宣传“只生一个好”，人们不再渴望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准爸妈经常对调查人员说，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成本望而生畏。当前房价飙升，看护条件有限，他们还要为赡养长辈老人攒一笔钱。于是很多父母的结论是：与其把资源分到两个孩子身上，不如把时间和收入集中到一个孩子上，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和工作机遇增多，平均结婚年龄水涨船高。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将非婚生子视为禁忌的国家，似乎表现得更加显著。女性在决定成家或生二胎的时候，依然必须考虑到就业歧视的风险。由于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许多省份相应延长了产假和陪产假，但若是用人单位真的不遵守，有关部门也很难确保强制执行。

　　中国似乎已经认识到，仅仅开放二胎是不够的。去年的一份计划生育文件承认，低生育率是一个大问题，并模糊地暗示正在考虑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文件发布后一个月，《中国日报》引用了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称针对许多夫妇对二胎的抵触，官方可能会施行“生育奖励和补贴”。

　　然而，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大多效力不彰，表明提高生育率需要下大力气，而且降低育儿成本应为重中之重。目前，我们还很难想象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态度方面有巨大转变，一部分原因在于，目前的官方口径仍然是：某些人口控制手段有其必要。在放弃二胎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大批计划生育干部的阻力。另一项担忧是，改弦易辙可能意味着，公开承认这项政策是错误的。

　　若无清晰战略引导，鼓励生育的行动仍会是零碎的、无效的。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婚姻幸福的宣传，背后可能也有急于提高生育率的因素；此外，主流观点偏爱“传统”中国文化，贬斥恶意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以及对“剩男”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担忧也有作用。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为适龄青年组织相亲活动。

　　目前的一大隐忧是，官方可能会动员有事业心的工作女性重返家庭。学者、作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称，媒体或许正在推动“剩女”的概念。这个贬义词指的是25岁或以上的未婚女性。意图是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尽快安定下来。她不太认可这种宣传。如果官方正在考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话，那么万众期盼的“婴儿潮”只会胎死腹中。

　　（译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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