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厉以宁多次强调的概念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新浪财经讯 1月13日消息，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今天上午开幕。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发言中表示，效率主要分为三种，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X效率。对道德调节问题要重视，因为超常效率从这里来。

　　厉以宁此前在2017新浪金麒麟论坛等多个场合向听众介绍过“X效率”的概念，足见其的重视程度。他指出，生产效率，就是多少投入有多少产出。假定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就表示效率存在了。资源配置效率是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兴盛起来。生产效率一般被认为是微观的效率，是企业的事。资源配置效率是宏观的效率。有各种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变了一下，效率能增加，就表示资源配置有效率。这两种效率都是以经济人的角色为前提，就是假定人是为自己利益着想，要求最低的成本能得到最大的收益。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X效率，X是未知数，可能这种情况产生，也可能那种情况产生。这种效率分两类：X正效率，X负效率。这么多投入，比原来收益多了，不知道怎么来的，就是X正效率。但更多的是X负效率，这么多投入，应该有这么多产出，但是没有达到，到哪里去了？”厉以宁表示，大部分考察调研的结果发现，X正效率少见，X负效率大量存在。X负效率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到现在为止，仍被认为占相当大比例。

　　而X效率，尤其是X负效率，是怎么来的？经济学界一直在研究，但没有很好的解决。

　　厉以宁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为什么会有X低效率，主要是从三个角度：从个人角度，工作者跟管理者不协调，和企业目标不协调，不满足，就在工作上不卖劲，就普遍形成X低效率。第二种原因，主要是因为投入产出关系，工人和工人之间不合作，有意见，这个地区民工和那个地区民工互相看不惯。第三个原因，每个人都有惰性，不能克服自己的惰性。比如上班打瞌睡，不按规矩办事等。所以，负效率实际上是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劳动者自己约束自己问题没解决，就产生X负效率。

　　怎么解决X负效率？厉以宁认为，X效率，已经突破了最小成本最大利益的经济人角色，是社会人角色，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从问题来源出发解决。

　　他举例说明。比如，企业目标和劳动者工人的目标不一致，怎么办？目标分解，求同存异。假如企业目标是大写的ABCD，职工目标就是小写的abcd。比如企业希望安全生产，工人希望平平安安，企业希望多有利润，工人希望多发奖金，企业希望留个好名声，工人希望在这样企业工作感觉很自豪很光荣。这样目标分解，求同存异，就能够解释怎么提高X效率的问题，从负的变成正的。

　　比如，工人和工人之间不和谐，怎么办？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原则问题，地域隔阂可以消除。要解决惰性问题，第一，强制性原则，必须按时上班不能迟到。要有纪律，依照章程办事。第二个方式，激励，干得好有奖，有精神奖励有物质奖励。第三，自律，每个工人都应该自律，作为企业成员一份子。

　　“但这些办法还不够，中国有中国办法”。厉以宁认为，中国的X低效率仍然比较多，调节应该分三种。

　　“第一种，市场调节，依靠市场规律来调节。市场调节不够，就是第二种，政府调节。根据法律法规制度，有了政府调节，就有宏观管理。但还有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他说：“市场什么时候才有？是几千年前才有的，政府调节出现的更晚。这么长时间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调节，人类社会延续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比如，一定的产量下，粮食不够吃，就按照道德力量调节，给孩子先吃”。

　　厉以宁认为，一种效率是效率的物质基础，还有另一种效率是道德基础，两种效率是并存的。一个家庭可能有物质基础的效率，能够保证大家能得到常规效率。但经济学解决不了超常效率从哪里来的问题，就是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把效率变成以道德为基础的，产生超常规效率。这是西方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他提到，抗战的时候，特大自然灾害来的时候，献血救灾捐赠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对道德调节问题要重视，因为超常效率从这里来”。

　　厉以宁认为，进入新时代，对效率问题要重新考察，怎么将其发挥到极致，X负效率逐步减少，经济就能更快更好发展。（新浪财经 刘丽丽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