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代表分殊的利益(2)

　　评论家曹林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有工人委员反驳首富委员张茵吗？曹林先生表示，他其实并不担心张茵的提案，而担心另一个问题，即在政协上能不能出现与张茵不同的声音，会不会有委员与张茵就此提案进行辩论，有没有一种力量抗衡企业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势均力敌的博弈——更直接地说，《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是一个涉及到资方与劳方双方利益的事，现在资方的委员发言了，能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反驳，力挺有利于本群体利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应当说，曹林的这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而且首先的问题还不是有没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说话，而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劳方委员存在。有分析指出，今年两会在代表的构成上有了一些明显变化，比如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等。但尽管如此，正如曹林先生所说，往届“明星多、专家多、冠军多、老板多”的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情况下，代表资方、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声音很容易成为一种独大的声音，劳方的声音缺席，没有委员站出来反驳资方观点，不能在政协中形成公平的交锋和平等的博弈。也有人更进一步用统计数字说明，2.1亿农民工中首次出现3个代表，而私营企业界人士在本届 “两会”中的代表委员竟达200人之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出了，比如1/4代表权的问题，即农村居民中产生人大代表的比例只有城市的1/4。而且，即使是名义上的普通工人农民代表，实际上也很少是真正的普通劳动者。正因为如此，改变代表构成的呼声近些年不时出现。

　　但问题来了。真的是不同阶层按照人口规模同一比例地产生代表，才能更好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吗？换言之，只有出身于本阶层或本群体的人才能更好地代表本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吗？再具体一点，假如我国人口中2/3是农民，真的要有2/3的农民坐在大会堂开会，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吗？事情显然不这样简单。

　　以这届两会农民工代表为例。也许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在会前、会中还是在会后，3个农民工代表内心中的压力都相当大。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两个亿的农民工，而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他们无疑被寄予极大的期望。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有的在记者会很熟练地说着官话，甚至有人说他们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气和记者打着太极拳。还有人直接质问，这些农民工代表怎么就不为农民说话？其实，我倒更愿意承认，他们有着代表农民工和农民利益的迫切愿望。但事实是，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代表的成熟、老练、自如相比，这些农民工代表确实显得相当拘谨。他们在这样的场合参政议政的能力，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相比，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会议期间有一则报道：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说：“向总理反映问题时我不紧张。”主持人问：“你是照着稿子念，还是自己说的？”胡回答：“还是照着稿子念的，因为还没有那个水平脱稿，还有待努力。”我们当然期待他们在今后的两会或其他场合能成熟起来。但我们更期望，那些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工利益的人能够走进两会这样的场所。比如近年来一些从事农民工维权的NGO组织的代表，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农民工，但就表达农民工利益的能力来说，也许会更为胜任。

　　至此，问题已经很明确，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代议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并不一定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而是能够更好地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选民在代表选举时就了解你的立场和主张，哪怕你是一个律师，也可以成为农民工利益的代表；第二，代表言行的透明，选出来的代表在会议上提了什么提案，发表了什么言论，是不是践行了原来的诺言等，都能及时地为选民所了解。只有有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也许“代表”才真正有了保障。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