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走出体制性拘谨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在本专栏 《有感于美国皇帝和海螺共和国》及《有感于两次罢工》两篇短文中，我要讨论的其实是这样一种现象，即一种可以称之为 “体制性拘谨”的现象。

　　体制在中文中的另一种称谓叫制度，在英文中是institution。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教授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但其实不尽然。

　　英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这个书名就是有意告诉我们，制度是会思维的。她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例子：假如有5位探险者被困在一个被堵死的山洞中，虽然外面的救援工作在进行，但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将山洞打通，他们才能获救。而这时5位探险者的食物已经用尽，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的时刻。现在，惟一的办法是牺牲其中一名成员，让其他4人食其肉以维持生命。那么这5个人将会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道格拉斯给出的答案是，这5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制度，即取决于其观念制度，以及这一观念制度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后来，周雪光教授也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来讨论“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

　　制度是会思维的。这样的一个命题使得我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学者们最终还往往是将制度的思维归结为人的思维，即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于是人和制度，又被简单地混在了一起。在这里，我特别想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点，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一次不经意间在一本地方性的文学杂志中读到一篇小说，由于年代久远，小说的题目，杂志的名称，乃至作者，都已经忘记了(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有人提及这部非常有意义的小说)，但故事的情节在近30年后还记得很清楚。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即将复员的战士，为了能在复员后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想在复员前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 (当时是否党员与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于是，他在人们的建议之下，就开始不断给指导员送礼，为此花了不少钱。但直到他离开部队的前一天，入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晚上，他冲到指导员的办公室，与指导员大吵起来。突然间，他看到办公室有一支枪，他抄起枪就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在附近的连长听到了吵架声，推门进来一看，战士已经将枪对准了指导员的脑袋，怎么办？如果强行夺枪，很可能走火伤了指导员。情急之中，他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中使用精神威慑法的情节，于是一边向战士走过去，一边大声说，“你开枪呀！”、“你开枪呀！”战士愣住了(怎么这时候还有人叫我开枪？)，连长缓缓走过去，将枪口按下，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

　　事件的处理过程开始了。那个战士被处分是必然的。接着受到处分的是连长，处理的理由是“为什么战士的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的时候，你还说‘你开枪呀’”。连长的自我辩护当然是，“我使用的是精神威慑法”。但体制无法承认精神威慑法，因为在体制只能承认的政治逻辑中，是无法将精神威慑法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体制能够承认的，只能是“在枪口已经对准指导员头部的时候，你说的是‘你开枪呀’”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这个时候，参与研究处理决定的人，作为单独的个人，也许会理解这当中的精神威慑法，能够理解那位连长的真实用意，但作为一种体制是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承认这一点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体制，也许应当加上一个限制词，就是“当时的”体制。因为那时是改革开放刚刚在启动，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社会氛围还带有改革前社会的浓重色彩。而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的角度看，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体制性拘谨的社会，这种拘谨的极端形态，就是人所共知的僵硬性。在那时，即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人，或是因为紧张喊错了一句口号，或是不小心打破了领袖塑像，在政治上都会被当作反革命而遭到严办的故事，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在类似的事件中，处理他的人或周围的其他人不知道他是无意的吗？不是。但人们却无法为他进行辩护。因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体制无法承认“无意”、“不小心”等构成这个事件的极为重要的要素，体制只能根据简单的表面现象进行思维、判断和处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