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走出体制性拘谨(2)

　　也许人们会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错，但我们今天难道已经完全从这种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了吗？恐怕没有。以前文讲到的海螺共和国为例。海螺共和国以搞笑式的宣布独立的做法来申诉自己的要求，在不同的制度思维中，无疑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和对待。在那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严重的政治性事件来对待，因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维权事件，并没有人真正想从美国脱离出去，更没有人想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使用了宣布建国独立这样的噱头。对于这种噱头，体制是按照搞笑来对待的，当然，其实质性的要求(即取消关卡)是不能当作搞笑来慢待的。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结果将会如何？很可能我们的体制就无法理解这其中的搞笑成分，并进而将其当作一个严重的事件来加以对待。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导致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误判，并在行动的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前一段时间，我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这样一种抱怨，即在一些重要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甚至是一些地方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些煤矿被要求停产，以免发生事故。其实仔细想想，你开你的会，他挖他的煤，两者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不开会要出的事故也会出，即使真的发生了事故，对会议就会有影响吗？如果不是极为罕见的重大事故，什么影响也不会有。将“挖煤-事故-会议”联系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我所称之的体制性拘谨所致。因为在这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能做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的事情甚或事故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我曾经用几篇文章来讨论当今社会矛盾的定位和恰当评估社会动荡的可能性问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过分估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结果是使许多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向前推进的倾向。这样的一种倾向是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体制性拘谨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 (或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同时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理由加以阻挡。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僵硬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去年，我在一篇短文中写道，放下虚荣，海阔天空。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巨变当中，社会在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和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艰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其实，那篇短文就是在从一个侧面来讨论体制性拘谨的问题。因为过分的虚荣，与思想资源的偏狭，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我在该文中最后强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要善用人类几千年文明所积累的全部成果，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来实现我们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也就是真正的海阔天空”。

　　记得几年前在评论中国足球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而中国足球之所以长期没有进步，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近来，一些地方大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义是什么？我想，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