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通胀须用中国式调控

　　叶檀

　　是否称之为通胀，意义已经不大，从方便面到房价等资产价格的全面上涨已经揭示出，中国经济年已在通胀风险的笼罩之下。

　　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提出要居安思危。哪些“危”呢？答案是“投资增幅仍处高位，货币信贷增长仍然偏快，贸易顺差仍在扩大，结构调整仍然滞后，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问题亟待解决。”

　　之所以称为中国式通胀，是因为表现形式特殊，资产价格以及实物价格上涨与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并存，这就导致中国的核心通胀率即便在CPI高达4.4%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坚守0.9%的阵地不失，虽然国外也偶有这样的情况，但在我国则成为典型的表现样式，因此，

　　这一理论倒是形象地揭示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症候，即强行结汇体制下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的大量投放，以及刻意采取的低资本策略与要素价格的扭曲，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增长，导致以下三个负面后果：一、货币在境内购买力下降；二、上下游产业链传导机制不畅，上游产业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下游产业靠出口退税与微利，在低端恶性价格竞争中生存。我国正在加大的出口退税新政力度，与下一步我国要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势必影响到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低价竞争的前提不存在，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三、环境污染严重，可能让后人失去发展空间。

　　有关通胀的讨论已经使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清晰，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包括收入分配体制的严重扭曲，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与企业手中。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内需受到内外夹击疲弱不振。自1995年以来，随着购房买车等政府消费信贷的启动，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是稳中趋降的，政府的税收持续增长幅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幅度，企业储蓄也增长较快。以央企为例，随着国企改制，企业把大量的包袱给了社会和政府，改制后的国企有了更高的盈利能力，2004年央企利润4907亿元，2005年6276亿元，2006年7546亿元。

　　面对如此的通胀表现，抑制通胀的方式也应该出之以中国式方法。简言之，不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降温而进行局部降温，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结构性降温术。

　　中央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措施中，有如下重要内容：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以加息的方式提高资本价格；着力控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有心者早就感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力度在加强，效果如何暂且不论，这至少说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提升，以往攫取式的低价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也许很快将宣告终结；对于“三农”、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也越来越重视，这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解读为政府的投资从经济领域同时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以上措施在证明同一件事，中国要素资源价格极端低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抑制通胀的方法竟然是治理环境、是提高工人工资、是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提高资源价格，但这恰恰就是中国式的抑制通胀法。

　　在顺差与投资此消彼涨的跷跷板格局中，要削减顺差，投资总量就不可能大幅下降，能够改变的只能是投资结构。抑制通胀的目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高民众对于物价与资产价格上升的承受力。实际上，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而

　　正因为中国的通胀成因与表现形式如此与众不同，因此，中国式的抵御通胀方式也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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