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有没有第三条路

　　国企改革有没有第三条路？

　　——下一步的落点在哪里？

　　然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人们还是通过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之口频频了解到国有企业最近几年渐进的企业改制变局。

　　目前，全国各地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历经20多年的改制之后陆续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县、地一级早已没有纯粹的国有企业了；剩下的就是那些资源性与垄断性为特点的中央国有企业，而且也由最初国资委成立时的196家减少到现在的169家。根据改制进程的统计，每年减少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概就在4000家至5000家之间。

　　政府的收益权落空

　　中央企业的重组步伐还将加快。不过，其主要利润仍然来自于几家垄断性的企业。事实上，国企往往就是因为被赋予了某种经营特权、垄断地利用公共资源才获得超额利润的。近几年，中央国企的利润在大幅度增长。2005年，央企上交的税款将达到5500亿元，而利润更将达到6000亿元。一般来说，除了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生产经营所需再投入的资金以外，其余的理应上交国家。依法纳税，上交利润。然而，李荣融自己也坦承，政府“最大、最重要”的收益权竟然落空。

　　既然国家一直没有获得利润或红利，那国企的利润岂不是人间蒸发了吗？众所周知，垄断性的国企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工资畸高、挥金如土。国家审计署曾经披露国家电力公司4年前的一个内部会议，3天挥霍304万元，人均消耗2.4万元。很显然，能够盈利的国企毕竟还是少数，亏损的国企往往在国有银行挂账贷款，剥离不良资产之后最终由国家承担。近年来几大国有银行先后剥离了1.7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就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之一。

　　谁投资谁收益，这一最基本的市场法则就断送在为数不少的国企老总手中。国企的真正老板是政府。虽然说，国企老总已经有相当的经营自主权，但并不就意味着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利益可以自己分享，债务包袱则甩给了国家。

　　数据最能说话。据统计，2004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880亿元，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占据了所有央企利润的70%，除宝钢以外，其余6家都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很显然，中央企业获取的利润并非因其经营得法、管理有效而得来的，而是是垄断经营的结果；而2004年中央企业的各类资产损失就高达3521.2亿元，较之于4880亿元垄断经营获得的利润，成败得失已经了然于胸。

　　新国企的崛起与突破

　　尽管政府官员可能仍有报喜不报忧的顽疾，国有企业的窘境也可能依然有每况愈下的趋向，但人们或许还可以从其中看见些许希望的曙光。——那就是一个“新国企群落”的悄然崛起。

　　自1980年代以来，从地方到中央，“新国企”的变革路径已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动作；自1993年3月29日的宪法修正案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以来，称谓的变更也已经十几年了，但传统的国有企业、过渡性的国企与以前的国营企业究竟又有何分别呢？或者说即使有分别，又有多大呢？——显然还是换汤不换药——政府的干预仍然过多，而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仍然严重，甚至较为普遍。

　　新国企俨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区别于以往的国企。虽然脱胎于传统的国企，还带有老国企的印记，但新国企却是自己主动出击市场，寻找机会，整合外部资源，不像老国企那样总是寄希望于政府，要求政策扶持，甚至行政保护；新国企已经适应了市场化的生存，甚至国际化的竞争，而老国企仍然苟活于政府的政策干预与资源垄断；新国企在公司结构、产业链条、融资渠道、跨国战略、企业形象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共性，而且，其中那些明星级的企业领袖及其管理团队已经迥然有别于老国企，除了保留的国有控股权不变(产权多元化)以外，它们和任何民营、跨国公司没有什么两样，成了国有企业中蜕变而出的一支崭新力量，新型国企、大型民企与跨国公司几可三足鼎立于当下的时代。

　　民资、国资、外资三种资本力量的竞合也有助于中国旧有经济结构的裂变与转化，新国企已经引进了外部战略投资者(无论民资还是外资)。人们感到很奇怪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譬如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内地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地，均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如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各老工业基地，则有多半国有企业已陷入了困境。相反，新国企与民企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产权转让、股份私募以公开的招标、竞价引入了可堪制衡的中小股东，并在战略决策、选拔任命、监督管理、财务审计等方面以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意志为依归，拨正了董事长或总经理一人说了算的局面。

　　毋庸置疑，在聘用制、问责制和薪酬市场化等几个方面国企老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新国企的崛起也成就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拥有不错的口碑，其中的翘楚也已经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企业家。有所作为的国企老总能够善用政府资源，并在政策的扶持下积极与境内外资本市场以及跨国公司握手结盟，以“拿来主义”姿态汲取跨国公司的治理经验，在资本融资与投资上运筹帷幄，而且敢与跨国公司决胜于境外市场。

　　国企老总的角色嬗变

　　2005年被称作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年”。国企改革也再度成为学者们议论的热点话题。这既是对1990年代末以来产权改革的反思，也是对1970年代末国企改革起步之始的一种追溯。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向来就是为国家增强实力、为国民谋取福利的经济实体，而如今相当一部分老国企经营乏善，倒将本来应该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社会财富乃至个人税收用以弥补其垄断经营所造就的巨额亏损。——而新国企恰恰与老国企有了天壤之别，并开始了自己破旧立新的创业之旅。

　　老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由国资委直接任命，而新国企则已经试行董事会聘任。国企老总要么是董事长，要么就是总经理，而其权限则已受到董事会的几方制约；新国企老总的薪酬也根据民企或外企的标准予以核定。这些举措也许可将若干年前褚时健案所引发的“59岁现象”了结，可将国企老总远离捞取金钱的死结以及产权改革的纠葛，还可断了“捞一票就走”以及“产权一锅端”的念头，——新国企老总从此可以神闲气定地专注于企业事务。

　　原因大概就在于国企老总已经区别于以往的政府官员，将企业经营好了也有了足够的激励，而将企业做垮了则有问责制追究其应有的责任，而不像从前那样换个地方做官就没了后顾之忧；实际上，无论是授权经营也好，代理经营也罢，新国企老总仍然和官员一样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以及某些特权；而且，“60岁就退休”也可能不再是国企老总们的大限。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驾齐驱，也就断了以往国企老总尸位素餐、转移国资的惯用伎俩；无论产权改制还是混合所有制也都无妨，只要是国有控股，只要能够增值创收，新国企老总就算是为人民做了贡献。

　　国企改革的路向大不一样，效率与公平也迥然相异。中国国企改革至今，以往只顾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使转型的阵痛与改革的代价最终落到了人民的头上；现在的新国企则可以力救其弊，既要讲求效率也不能忽视社会公平，充分考虑到那些必然会遭受伤害的最大弱势群体。无论企业被承包、被租赁、被卖掉，也许已经难以追悔；而169家大型中央国企，尤其是新国企则可以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尽力在渐进的变革中为以前行差踏错的过失而力挽狂澜。

　　国企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国企老总的责任依然不可或缺，新国企老总的角色依然在剧烈的蜕变之中，并且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努力前行。人民关注国企改革，就是关注自身的利益去向，别无他求。——历史最终还将检验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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