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企负重突围

　　新国企负重突围

　　——当管理不再政府干预

　　05年秋天，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告成立。10月17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向宝钢集团的外部董事颁发了聘书。据了解，宝钢集团董事会已于日前正式开始工作。

　　“这是第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成立的规范的董事会，也是169家央企中的第一个董事会，意义非常重大。”李荣融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评价：“可以称得上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最大新闻。”

　　“对国企而言，这当然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宝钢集团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资本市场》记者：“以前是国资委任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国企领导事实上也是官员，现在则很可能意味着由公司董事会来聘任公司总经理，由总经理来选拔公司副总等高管，报董事会同意后聘用，由这套班子来对公司日常的经营负责。”

　　事实上，占GDP40%的中央直属企业是实行厂长经理制的最后一个堡垒，这169家企业之前很少有设立董事会的，即便有也是虚设，是个花架子，并不起实质性的作用，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一直都是由国资委直接任命的。然而在所谓的“新国企”中，早已经开始实践由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管了。

　　“新国企”浮出水面

　　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介绍，所谓“新国企现象”，是国内一些学者于2004年提出的，并认为中国已经有一批“新国企”出现，开始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

　　“新国企”是指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老国企”，也不同于转轨过程中的“过渡型国企”的一批企业。

　　老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府直接管理、企业领导亦完全由政府任命，甚至管理层的主要人员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过渡型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出现变革，但还不够规范，一方面政府干预仍然较多，另一方面内部人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经常出现 “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新国企”则不同，“新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上相对完善。大部分“新国企”引入了具有制衡力的小股东，在重大决策、内部审计以及财务方面均起到了很好的管理作用。在人才招聘、使用、薪酬等方面，“新国企”则采取了更市场化的做法，学习外资、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

　　这些“新国企”几乎没有政策性包袱，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并且也取得了很强的国内、国际竞争力和非常好的效益。比较典型的企业有中集集团、华润集团、中粮集团等等。中集集团占有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市场份额，并具有垄断地位；中粮集团目前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并且外销的比例正在逐渐扩大。

　　这些“新国企”领导人更具有市场意识和国际视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也表现得更为灵活。例如，2004年退休的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周明臣回忆自己1980年代在五矿总公司担任副总裁的时候，“全国进口钢材一枝笔就是我，官商味道很浓”。而1992年，周明臣刚到中集集团上任时就被指责为官商作风严重。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明臣却带领中粮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改组、改制，并在香港实现了整体上市。

　　周明臣的继任者宁高宁，在华润集团担任总经理时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国企老总很多人在旧体制时期就表现出了更多的市场意识，国企改革其实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空间，并且通过实干巩固了自己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既得到了国资委‘婆婆’的认可，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可以说，这些国企的领袖是干出来。”

　　国企老总新的权利边界

　　目前，新国企、转轨型国企以及老国企基本上呈现“橄榄型”分布，即新国企和旧国企数量都较少，处于转轨期的国企最多，这意味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还会导致更多的“新国企”出现。在央企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无疑将加速国企向“新国企”过渡。

　　事实上，国资委这么做是想将企业经营的权利进一步下放，将一部分权利交给董事会去执行，这其中也包括在公司中选拔任用和监督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利。为了在放权之后形成必要的制衡监督机制，避免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资委正在积极为这些国企寻找外部董事。

　　“据我了解，目前大多数国企老总对正在进行和可能出现的变革，包括可能触及自己利益的聘用制、问责制和薪酬体制改革等等都有心理准备，情绪稳定。”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艾西南经常为大型国企做管理咨询，比较了解情况，他介绍：“改革之后，一般情况下，原来国企的老总要么成为公司董事长，要么成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如担任董事长则意味着他的权利将变大，但按照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对公司日常事务的干涉将减少；如担任公司总经理，则可能会由国资委委派一个代表国资委利益，并经董事会选出的董事长，其需要承担的经营责任会相应变小。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还是公司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下一步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要看他们适应工作的能力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而定。”

　　长春旭阳工业集团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公司副总裁刘革认为，实行规范的董事会制，由董事会来任命公司总经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总经理的权利被削弱，其实国企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权利下放的过程。以前很多国企老总很可能连聘用公司副总裁、利用企业资金进行市场投资的权利都没有，都要上报国资委，而现在则可能意味着国企总经理将被部分赋予相关权限，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同时，建立健全的监督制衡机制，又可以避免国企管理层在拥有这些权限之后，出现重大的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失误。

　　而且实行规范的董事会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国企高管的薪酬将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企业高管不必担心自己拿多了受指责，或者拿的报酬少了，心理不平衡，未来国企的薪酬体系将可能向外企、私企靠拢。

　　当然，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国企老总也承担更多的责任，问责制的鞭子就已经悬在国企老总的头上，国企的领导们只有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国资委，既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来经营公司，又加强和国资委的沟通，比以前更能够游说国资委，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周明臣的例子也许更有说服力，周明臣成功地对中粮集团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也将中粮集团带入

世界500强企业，亚洲千家大公司排名93位，同时周还和国资委保持着很好的沟通，能够及时获得国资委的支持。用周的话说就是：“我在国家大企业工作已经30多年，经历了国企改革的全过程，酸甜苦辣都尝过，应该说早已进入企业家状态，但总觉得自己的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创新能力、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不够，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和相关管理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拿出献身精神，不断否定自我，重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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