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2006年中国如何应对WTO最后过渡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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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7日 09:22 第一财经日报 | |||||||||
主持人:本报记者王羚 访谈嘉宾: 周世俭: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
张汉林: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吕博: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 就中国如何在200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应对入世后过渡期种种挑战、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近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了四位嘉宾进行探讨。 产业竞争力在开放的压力中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尽管同样是后过渡期,但2006年和2005年相比,形势有很大变化。在2006年,面临很多后过渡期的挑战,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新的形势? 周世俭:进入2006年,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上有几个行业要进一步开放,首先是金融行业,银行、保险、证券,其次是电信产业、信息产业和批发与零售。 我认为开放会促进我们国内行业的发展。在销售权的问题上,关键是要抓住批发权。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粮食、石化这些批发业容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而一般的商场这种销售对经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对电信产业是有意见的,电信产业得益于垄断,造成电话费居高不下。有人告诉我,国内长途成本只有7分钱,但是国内长途的标价是7毛钱。这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我认为开放首先造福于广大消费者,对于这些行业来讲,引入竞争机制,对他们的发展也是好事。 张汉林:最近几年,入世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制度性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开始出现一种放大效应,这点可能是最初我们在分析入世利益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好。但同时我们入世以后的确面临很多挑战。我们轻工业改革开放以后,竞争力已经表现得很强了,但是我们的重化工业竞争力表现相对比较弱。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贸易形势或者宏观经济的形势好转,就回避存在的问题。 比如汽车业,中国汽车工业应该算一笔账,就是每销售一辆车获得的利润,中方到底获得多少,中方的成本构成是多少,我们倒希望有几个中外合资公司详细地公布他们的财务报表,让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包括那么多年的保护,到底是谁受益了,是中国的消费者老百姓,是生产商,还是产业?为什么汽车工业作为一个高度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在中国却变成一个市场集中程度很低,拥有众多的整车厂、零部件生产厂,说起来都让人觉得好笑,但却是世界第四大生产国。 吕博:开放只能是促进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这一点目前从理念上阻力实际上相对要小多了,因为毕竟我们开放这么多年,而且入世好几年了。 中国这两年外贸增长很快,出口本身也不是说中国一家受益,我们产品廉价,国外的消费者受益;同样,外资进来以后服务领域扩大,在服务领域中国的消费者同样受益。我们的开放并不是以牺牲我们的产业为代价,而是更能促进我们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制度竞争力挑战政府管理 《第一财经日报》: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在2006年,要面对新的形势,处理新的问题。WTO就其实质来说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是制度上的冲击。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出哪些变化来应对呢? 何茂春:中国入世已经四年多了。在入世后过渡期,中国在市场方面的挑战并不特别大。最大的挑战来自理念和法规,自由贸易要求的不光是贸易上的自由,还要求经济体制的自由。表面上看是产品的竞争力、技术的竞争力,背后恰恰是制度某些方面的竞争力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担心的不是产品,甚至不是服务,担心的就是整个政府管理的问题,还有全社会的法制水平,综合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这方面的问题。 张汉林:的确是这样,入世以来,我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管理的挑战,我们现在的贸易摩擦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我们政府管理体制的弱点。比如农产品贸易,我们很少有专业的行业协会走在贸易摩擦的第一线,我们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往往是政府官员走到最前面,这不是国外的基本做法。部长是政治家,一旦政治家走到了第一线,最后这个问题要想把贸易问题不政治化也很难。 就管理来说,比如知识产权,我们知识产权的执法机构算起来也不算少,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局、专利局、知识产权局,也不算少,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学国外,为什么不能集中在一起搞一个知识产权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 入世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革,尤其需要我们综合性的分析、评估宏观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模式的变革,实现这种未来的挑战,我们实际上应该能够做得到。 何茂春:政府迎接入世挑战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一个是不作为。政府有作为的地方,就是开放中介组织,提高真正的政府服务水平,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提高经济民主水平。政府还要讨论一下制度规则问题,我们现在不乏规则,只是制定规则的规则还没有制定好,这是政府应当做的。 其次是政府不应该做的,政府不要随意修订规则,不可以随意干预经济,不可以随意协调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应当有一定政府管制上的自由和放开。 外贸竞争力:不光做大,更要做强 《第一财经日报》: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怎样能够在保持中国外贸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尽量避免贸易摩擦呢? 吕博:我国2005年的贸易顺差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了,这种格局显然会引起很多摩擦。现在我们是不是为了避免这个摩擦少出口一点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的产能不断释放,这种释放国内消化不了,只能出口。 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只能通过增加进口,在出口产品和产业方面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那些高耗能的、高污染的适当地有一些限制,而且技术含量、出口品种需要加强。 张汉林:中国现在要好好地研究资源性产品、高能耗产品的出口限制和最终过渡到禁止资源性出口的问题。比如说焦炭、煤炭、有色金属等。 在整个外贸高速增长的背后,要考虑外贸的经济效益,既要考虑外贸的宏观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微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好好地分析一下,在整个外贸发展中,每个产业链条上不同的受益者到底是谁,我们现在需要比较客观、比较准确的数字分析。 比如说纺织业,纺织业最后和最大的实际受益者是谁,是终端的零售商还是出口商,还是所谓的纺织企业的生产商,还是纺织工人,还是原材料的生产商?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算外贸的细账。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大量需要的是国外资源、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使得外贸顺差很难解决。我们贸易结构的特点已经注定了加工贸易是顺差。 周世俭:我有几个看法澄清一下,一个看法是最近的贸易摩擦风波是由于我们的贸易顺差,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中国的贸易摩擦增多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事情,但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都是在二三百亿美元, 2004年是321亿美元,2005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世界上哪些国家贸易顺差多呢?德国第一,德国每年的贸易顺差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每年都在七八百亿美元的顺差,俄罗斯五六百亿美元的顺差,就是沙特阿拉伯,每年也是四五百亿美元的顺差,它们加起来绝对大于我们。 可以这样说,我们即使出现逆差,也很难减少贸易摩擦,问题在于我们的出口产品售价偏低,而且我们有一个特点,一个产品销售比较好,就蜂拥而上,最后却被搞垮,这就是管理体制的问题了。所以不能从表面看,好像中国有1000亿美元的顺差就是多大错误似的,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