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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载文称，有些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层层加码抬高“合法经营”门槛，非但未能达到“规范市场秩序、减轻管理压力”的初衷，反而催生出大量的“不合法生存”人群和地下经济，并进而致使城市管理成本抬高，利益冲突激化，寻租空间增加。(见1月23日《瞭望新闻周刊》)
在城市的高门槛之下，这部分主要由城市贫困人群、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刑释教解
人员以及失业的大学生等构成的“地下职业群体”，始终无法实现“阳光化生存”——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但主要依靠非法手段自食其力谋生；违反政府经济管理政策法规，但不具有刑事犯罪性质；因为办不下所以干脆不办理任何经营证照，也就“不需要”执行国家技术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更由于不在体制之内，事实上也就一直游离于政府的相关监管之外。城市管理由此也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因为某一行业市场混乱、问题重重，政府抬高其市场准入门槛，于是小业主被赶走从而转入地下，而整体市场进而变得更加混乱。必须指出的是，社会还因此增加了诸多不稳定隐患，权力寻租、不公平竞争、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等弊端也势必在所难免。
毋庸置疑，地下经济的盛行直接缘起于政府的简单化管理思路，而抬高就业、创业门槛从来就不是科学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予我长袖，我方能善舞”，“地下职业群体”原本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可在政府部门人为地抬高了准入条件后，就被彻底排斥于合法的市场之外。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不合理的高门槛，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
事实上，如何活跃市场经济因子、改善创业投资环境，理应是谋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必研课目。而市场能否实现平衡、健康发展，往往与政府的管理政策和管理体制休戚相关。这样想来，在大量人群被推入违法经营的生存状态后，管理者的寻租空间势必因此加大，腐败行为势必滋生蔓延，而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矛盾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势必也因此而增加，并且城市管理也将由此产生恶质化倾向，这一切也就在情理之中，而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
鼓励自由竞争、创造条件形成竞争氛围并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真正从有利于不同的市场经济主体更好地发展角度施政，才是政府部门理性、负责的做法，也是走出城市管理“高门槛”怪圈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要想走向稳健成熟，中国社会要想实现稳定和谐，政府的管理思路就必须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政府的职能转变进程也不能再一味延缓，而政府的管理体制更亟需改革创新。□孙凤忠 (山东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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