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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民 毕文昌
梁：丁学良提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观点以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一时间，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现状，成了热门话题。
毕：其实，丁学良提出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学术层
面：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丁学良认为，中国大陆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界能够站得住脚的，也就四五个，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但是我想指出，在其他能够和国际接轨的学科，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学者，也是凤毛麟角。大量的经济学者，达不到国际水平，只要踏踏实实地治学，认认真真地研究，社会也是需要的。二是道德层面：就是学者做人的底线问题。他批评中国经济学界存在趋炎附势之风，为谋私利不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这就不是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了。
梁：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历史形成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有相当的复杂性。有些学者，虽然隶属于某个机关团体，却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如果以个人薪水来源为能不能独立的标准，就简单化了。在这个体制下，大家都要吃饭。只有个别人不依靠体制。中国的知识群体，基本上都在体制内，薪水来源都是一个渠道。认识中国知识群体的情况，不能简单和西方比较，因为可比性不大。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基本在政府机关、大学、社科院、银行和大公司里面供职。以经济来源判断，完全独立的不能说没有，但极少。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的专业活动，与官商两界联系过于密切，依赖性过大，这可能是当今经济学界在各类知识分子群体中收入较高、信誉较低的原因。
毕：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有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49年前，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水平并不低。当时中国大学经济学学科建设中，以严格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为主。如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经济系非常明显，是英美派的天下。当时的各种专业学术刊物，以及像《新路》、《观察》、《世纪评论》、《新经济》这样一些介于专业和时评之间的杂志上，主要的经济问题，基本都是由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解释。他们当中，许多人出自英美经济学大师的门下，像伍启元、何廉、张培刚、蒋硕杰、刘大中等，有一大批人。这些人后来有的出走海外，有的边缘化了。改革开放以后，早年受过西方经济训练的学者，也主要在大学里，而没有集中在政府周围。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其实主要是帮助政府决策，回到经济学的常识上来。
梁：严格地说，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只有经济学家才能胜任。现在大家对经济学家的批评议论，主要是感到一些人背离了专业人士应当遵守的职业规则。中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很多人不是单一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他们不能受到人们尊敬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个人专业角色和政府幕僚的关系。公众对于经济学专业了解很少，但对于自己生活水平的变化和处境却心知肚明。尤其是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听到那些学者冠冕堂皇的说辞，产生反感是很自然的。
毕：公众对经济学家的期待，对其他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专家的期待，主要不在多高的学术水平，而是诚实和勇气。希望他们对公众发言，不要只计利害，不讲是非，不要修辞立其伪，而要修辞立其诚。不说谎是一条底线。知识分子不仅是术业有专攻，更要保持独立人格，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人们至今尊敬马寅初、顾准、孙冶方，原因就在这里。
梁：有些事也不全是学界的责任。比如电视等强势媒体，放大了来自学界的依附性的声音，屏蔽了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专挑某些信誉不高的学者出镜，使学界的整体形象受损。公众以为，中国的学者只会吹喇叭，抬轿子。中国出了社会问题，有人提出要让经济学界负责，其实没有道理。中国的事情哪里是经济学家的责任？如果他们自己这样想，我以为是自作多情。如果公众这样想，我以为是天真可爱。经济学家自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背后都有一些大财团的影子。所以应该把经济学家还原成普通人，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是这个时代的常态。
毕：说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先要确立事实，然后再作评价。先把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的关系讲清楚，这需要细致的调查工作。如果哪一个记者能把经济学家和利益集团的关系，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解释出来，公众自会对经济学家有一个评价，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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