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谁污染谁付费 政府要承担起保护环境职责

　　解决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的外部性问题，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同时政府要承担起保护环境、市场监管的职责

　　□ 易纲/文

　　古人观赏大自然的时候，喜欢凭吊历史，感慨当今。在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诗 词中，我们不难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古人的眼里，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惟有青山绿水长在。然而，当面对现在祖国不断减少的青山、污染日甚的绿水时，我的心头难免有几分沉重。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情景，难道只能在古诗赋中才可寻找吗？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看到了祖国的巨变，也目睹了祖国山河被污染的触目惊心变化。许多同龄的朋友聚会，往往会回忆起小时候在家乡小河、小湖中游泳玩耍的经历。我总要问，“现在那河里还能游泳吗？”回答基本上是早就不行了。现在的小孩，虽然能够吃饱，也有较多的玩具，但失去了在家门口小河里游泳的乐趣。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当属其中一个主因。所谓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给与其没有直接经济关系的其他企业或个人带来了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显然，排污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负面的外部性，因为这给附近居民和其他企业带来损害，即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该排污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只计算自己的生产成本，没有为社会成本足额埋单。

　　由于这个原因，云南的滇池已经从40年前的一池清水变成现在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臭水。到目前为止，滇池治污已经耗资40多亿元，而水质还没有明显改善。那些造成污染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为此付费，昂贵的治理成本需要政府和社会来承担。再比如，中国一年出口50亿双鞋，有些鞋厂的排污没有达标，结果是污染留在中国，外国消费者享用了物美价廉的鞋，而鞋的出口价格中没有包括足够治理污染的费用。

　　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坚持“谁污染，谁付费”的成本覆盖原则，使污染者付费能够完全覆盖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对污染付费的成本要传导到商品和资源的使用者，使他们支付的价格足以补偿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

　　如何让污染者付费？首先是严格执法。目前环保部门的监督执法难度相当大，严格执行排放标准涉及地方的就业、税收甚至社会稳定，要靠地方党委、政府下大决心；第二，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污染权交易制度，就非常值得借鉴；其中心思想是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可承受的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和浓度，并据此向各经济主体发放(或者拍卖)排污许可证。持有者可以享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也可以将许可证按市场价转让。只要持有者治理污染的花费小于许可证的价格，它就有动力治理污染，并将许可证转让以获取利润。而治理污染费用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许可证来扩大其污染权。这种制度安排，将环境保护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了起来，一方面鼓励厂商降低污染的排放量，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环保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

　　大家知道，在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帕累托最优。同时科斯定理认为，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只要私有产权界定明确，被外部效应所影响的各方，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讨价还价的方式取得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经济活动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纠正和补偿的，政府要承担起保护环境、市场监管的职责；通过严格执法、征税或补贴等形式，使产生负外部效应的经济主体足额付费，用于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以使广大人民受益。

　　为此，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我在2002年《财经》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主要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依次为就业、环境、银行

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

　　这四个考核指标都是可以量化的，比如一个地区的就业和再就业状况、水质变化、荒山绿化亩数、

空气污染指数、不良资产率、经济增长率等。由于历史原因和客观地理环境不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对上述指标应主要进行纵向对比。一个班子上任时各项指标要记录在案，等到书记市长离任时考察各项指标是否有所改善，作为考核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中国历朝历代，不乏注重环境保护的官员。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在西北广植柳树、杨树，栽种成活道柳就有20多万棵，绿化了严酷的沙漠环境。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西北还能看到他种下的“左公柳”，它已成为西部历史的一个标记。古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更应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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