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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俊初
近年，在我国各项事业中，教育可谓被“发难”的“重灾区”。“炮轰”集中于两点，一是投资不足的供求总量矛盾严重，二是公平显失的供求结构矛盾突出。对这两个问题，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表达了有关看法，作为我国最高行政主管部门官员，他的看法无疑值得充分关注。
关于总量矛盾，周部长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人民网2月20日讯）视之为教育现在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表述为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并感叹“最难的是教育的投入不够”。不过，周部长的基调分明不是忧心，而是乐观，因为他首先再度提及了曾多次讲过的巨大成就：过去几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突出表现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少年文盲的“两基”实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这就不难理解，他对基本矛盾的表述定位于“优质教育”。
关于结构矛盾，周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人民日报》2月20日）表示，教育公平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把怎样处理好教育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间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但是，他谈到的教育部今年将采取的两方面措施却非常微观，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实施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住宿生实行生活补贴的“两免一补”，二是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国家助学体系，帮助20％左右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人民日报》2月19日电）。
合而观之，不难感觉到，对近年我国的教育事业，周部长有太看重跨越式发展成就而太看轻公平显失问题之嫌——视总量矛盾为基本矛盾或许没错，定位“优质教育”在相对角度也无可非议，但这矛盾不仅永远存在，而且在现实角度，其缓解的紧迫性无疑远在结构矛盾之下。
近年，相伴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国民占有的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公平显失也同步加剧。2月2日，《中国青年报》做了个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特别报道专题，披露的种种教育不公现象便触目惊心，而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五位教育界曾经的高官联名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更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城乡公平显失，这五位原高官援引了一个很直观的反映2002年全貌的数字，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在全社会5800多亿教育投资中只获得23％；地区公平显失，有个对比是典型写照，2003年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时，称北京市的毛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2002／2003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该省的毛入学率仅8．64％；至于阶层公平显失，人人有切身感受，最明显体现于合法化的择校费之类“钱学交易”和暗行、或半遮半掩、甚至公开的“权学交易”。
对时下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公平显失，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其影响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业。我们看到，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阐述和谐社会内涵中便提到公平正义，并指其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日报》2月20日）。就此而言，教育公平可谓重要基石。
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接受教育的差距对应着收入的差距，教育不公平的发展会使收入不公平不断马太效应下去，恶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埋下城乡、地区、阶层等人际矛盾、紧张、冲突的隐患，与以人为本精神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所以，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不仅应牢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真谛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重在振兴教育这一基础的道理，更应关注如何缓解教育不公的问题。
而扭转国民占有教育资源的公平显失，时下也具备了基本条件。在总体已越过了温饱关、迈进小康门的我国，一个人正常的受教育权的保障不该成为大的麻烦，不论个人财力，仅靠公共的教育体系设计也应当能够予以妥善解决，如今之所以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关键是因为体制、政策、管理等水平的与时俱进乏力。从根本上讲，教育发展再怎么跨越，如果国民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没缩小就谈不上成功，更别说发生差距扩大、甚至部分人难以上学的反常现象。
可以说，周部长披露的教育部今年将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校采取的措施虽是好消息，但微不足道、远远不够。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改善现状应置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地位，故需站到教育资源配置高度，对教育投资、规划、政策、管理体制等动大手术。现实观之，这不是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可独立解决的，期待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对此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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