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双轨制 如何到达改革彼岸

　　新双轨制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于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

　　□钟伟

　　如何理解旧双轨制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历程承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双轨制”的冲击。

　　第一种“双轨制”，我们姑且称其为“旧双轨制”，其起点也许可以追溯到人们依稀记得的1984年浙江莫干山会议，从那次会议之后，“双轨制”这一思路成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标识，其终结大约可以划定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根据有关专家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个层面。

　　旧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回顾当时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确倍感艰辛，经济学家当时有的忙于计算“影子价格”，有的忙于做“价格闯关”方案，有的则在缜密思考扭曲的价格不过是体制扭曲的影子，应该同时着手体制改革。

　　旧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当时虽然国有经济的“存量”这一块没有十分激进的改革，但对当时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这一块“增量”，的确给了相当多的成长空间，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增量，中国经济渐渐显露万象更新的气息。

　　旧双轨制的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着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衔接，可以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来形容，在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之后，这种双轨制虽然使中国短暂地经历了阵痛，但中国农民的温饱乃至小康问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回顾这种“旧双轨制”，它是自上而下的，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政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分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之后，中国的“旧双轨制”光环渐渐褪色，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走在今天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繁华街道上，在“旧双轨制”逝去的背后，我们享受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幸运。

　　即便如此，“旧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也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不幸，那些先富起来的一拨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幸运的是，“旧双轨制”战略虽然是渐进的，但它并不排斥局部的、区域的激进改革，如果把渐进改革理解成什么问题都需要温吞水一样面面俱到的、照顾各方利益的、遇到问题绕着走的改革，那是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中国的前路有许多需要跨越的壕沟，而我们并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壕沟，因此“旧双轨制”虽然代价高昂，但我们还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

　　“新双轨制”种种弊端

　　第二种“双轨制”，我们暂且称其为“新双轨制”，近七八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令人不安的现象，就是“新双轨制”的悄悄孳生和繁衍，我们也许可以定义“新双轨制”为：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我们大致可以将“新双轨制”划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新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是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表征资金的价格，无非是利率和汇率，遗憾的是，利率市场化还没有走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则坎坷难行。姑且只说资金的利率和汇率问题。从2002年至今，中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累计约有1.1万亿元，尤其是2003年和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每年实现的利润增长率都在40%以上，比其他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效益提升都来得猛烈得多。

　　过去到现在的3年间，银行系统的信贷投放约为7.1万亿元，但是这种资金定价是非市场化的，随着2002年之后中国一直维持的空前低利率和逐步上扬的物价，真实资金利率也像夏天的冰块一样不断融化。假定信贷投放的一半是投放给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再假定过去3年中国银行业的年贷款利率较之真实的市场利率偏低2个百分点，那么仅此项廉价资金就给国有企业节约了7100亿财务成本，或者说扣除掉资金的非市场定价和配置，国有企业在过去3年真实利润可能是4000多亿元而已。更为严峻的是，这种建立在廉价资金之上的利益输送，最终的源头是在损害存款人利益。如果考虑到汇率问题，那么无疑“新双轨制”之下，权力对资金的集中、定价和配置，已经日渐以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聚为代价而暴露出来。

　　“新双轨制”的第二层含义，是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在供地方面，政府在19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一切几乎未变，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粗略估计，在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征地卖地隐隐然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过去3年，一边是占据中国富人榜显赫位置的房地产大鳄令人艳羡地不断涌现，另一边是失地失业、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地披露。

　　“新双轨制”的第三层含义，是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从2003年开始，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1990年代初，那个时候以村甚至镇为单位，农民们能够“成建制”地流入城市中的外资企业打工，是桩收入高而求之不容易的事情，但10年过去了，东南沿海的进城务工者收入几乎没有明显增加，区区500元-800元的月工资，需要忍受在城市生活的漂泊孤寂、恶劣的劳动环境和突如其来的加班加点、无人照顾入学的子女。

　　在过去3年，中国进城务工者每年约有1.3亿人，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再假定他们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25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恰当的义务教育(这个每年收费至少在600元)，那么，由于劳动力价格的过度竞争定价，与企业商品的市场化定价，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大小企业主们每年攫取了410亿元“人口红利”。

　　“新双轨制”的第四层含义，也许不太恰当，是国有企业作为“要素组合”的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有的国有企业插了草标到资本市场上市了，但却既没有创造恰当的价值，同时使得其他的所有者在国有股东面前像一阵轻烟。有的国有企业未插草标，转眼间却已是换了主人，走了工人。

　　如何到达改革彼岸？

　　中国经济改革正在不断深化之际，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再次明确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给我们警惕“双轨制”复归创造了条件，新双轨制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于它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从这一轮宏观调控来看，所针对的问题恰恰在于土地、资金等要素的价格扭曲。相信解决“新双轨制”问题，以科学发展观来推动要素价格体系市场化，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攻坚战。

　　(作者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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