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分化带来着装分化

　　

角色分化带来着装分化

　　作者: 龙科　王宁

　　随着国家权力大规模退出私人生活领域，个人获得越来越大自主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服装不但十分单调，而且没有场合之分。举例来说，从前一件绿军装既可以穿着上学、上班，也可以穿着去赴宴、集会。人们既没有多少可换的衣服 ，也没有形成服装的场合意识。今天，这种情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服装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具有了场合性，也就是说，人们形成了根据不同场合来更换服装的习惯。例如，上班有职业套装，旅游有休闲装，锻炼有运动服，参加音乐会有晚礼服，等等。为什么人们的着装行为会有这种变化呢？

　　服装的场合性，是同角色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期间，不论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也不论是什么性别和年龄，人们的角色都笼罩在政治角色之下。与之相应，服装的分化十分简单。人们的服装种类只有干部服、工作服、军装等少数几种。不仅不同职业角色在服装上的分化十分简单，而且同一职业角色的服装也几乎没有什么分化。例如，不论是上班还是下班，也不论是聚会还是休闲，人们穿的都是同样的服装。

　　造成这种状况，布料的短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例如，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西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旗袍被说成是封建余孽，花哨一点的服装被斥为“奇装异服”，其结果便是服装款式渐趋一致。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场合、不分职业的军装盛行。在这种氛围下，任何人想通过服装来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就会被看作是“异端”，是“离经叛道”。因此，服装的场合性就只剩下一个——政治场合、革命场合或阶级斗争场合。这种服装的“泛政治化”，从根本上扼杀了服装的场合性分化。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剧烈动荡之后，特别是在持续不断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多年以后，国家权力大规模地退出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个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和自主的生活空间。尽管有“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等国家干预私人生活的短暂回潮，服装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毕竟成为阻挡不住的趋势，并从根本上摆脱了政治的羁绊，变成个人表现自我、塑造自我的工具。

　　与此同时，服装的场合性分化越来越明显。之所以有这种分化，是同人们的角色分化分不开的。而角色分化，又同一定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特定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就构成场合。

　　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从事不同的活动，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扮演，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然而，不同的角色，所要遵循的规范是不同的。例如，人们在上班的时候，履行的是职业角色。在这种场合，个人的外貌，就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它纳入了单位或公司管理的范围。为什么呢？作为公务员或公司职员，个人代表了单位或公司的形象。因此，在此场合，个人的服装必须与职业角色相适应，也就是说，他(她)们必须穿职业装，或至少是比较正规和庄重的服装。当然，不同的职业，对服装的规范是不同的。例如，作为建筑工地的工人和公司的白领职员，着装规范有明显的不同。这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服装的分化就越明显，服装的职业场合性规范也就越强。这种调节职业场合服装的规范，可以叫做服装的职业性规范。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遵循的是不同于职业装的着装规范。例如，参加会议要穿西装，参加婚礼或其它正式聚会要穿礼服，在朋友交往中则可以穿休闲装，等等。这种着装行为，反映了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面临的社会期待。这种场合的着装规范，可以叫做交往性规范。在这种场合中，人们摆脱了职业规范的束缚，有了较大的表现自我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这种自我表现也不能随心所欲。例如，人们不能穿皱巴巴、脏兮兮的服装去赴宴。社交场合的规则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服装选择。

　　即使人们平时逛街，也不意味着着装没有场合性。在这种场合，人们的服装的表现意味最重，个性化最强。例如，男青年可以通过奇异的服装来扮“酷”，女青年也可以通过服装来体现“性感”。这种场合的服装规范，可以叫做个性化规则。但是，这种场合的着装也不意味着可以“胡来”。它背后也有某种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有某种基本规范约束着人们着装行为的个性化边界。例如，人们在大街上故意穿透明的服装，不是被人们“无声”地斥责，就是被人们当作“有病”。

　　服装的场合性分化，反映了隐藏在着装行为背后的制度性规范的演变，即：从“政治化”规范向“去政治化”和多元化规范的转变。这说明，貌似琐碎的着装行为，其实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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